有人因为编发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而遭停职。

在中国，生产了三聚氰胺牛奶，可以不“停职”，但生产了“不合时宜”的思想，那要严重得多。

说明“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是不对的。那就是说，“爱国家等于爱朝廷”了？

显然，这也不对。不然，你再发一个更正启示，声明“爱国家等于爱朝廷”试试！

这就是说，爱也不是，不爱也不是。

然而，要草民何所爱，何所恨？

答曰：朝廷既不让你爱，也不在乎你恨，而是要你惧！

本人对爱国家一事即深怀恐惧，因为国家从来都是分段承包给朝廷的。

据统计，至今已有过三百多个朝廷董事长承包过这个国家，

在它们的麾下，产生过无数贪得无厌或鞠躬尽瘁的CEO。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转自：南方都市报

■史鉴散照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 洪振快 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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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想过写写题目，但是我最恶毒的笔法也只是“高二4班的同学说了，这年头最重要的是够In，够潮，是不是傻B不重要。”，还是从这里学来的。和人家一比，P都不是。）

转载自：http://bonofly.blog.163.com/blog/static/12215314520098186561379

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生平最看不得别人装样子，比如我有一位女同学，年奔三张还没婚配，拎个包上万，平日里倒也还正常，但只要有个聚会啥的，人超过三个还有别的女的，必然从包里掏出个考究的烟盒来，抽出根白杆的烟叼上，整个人突然就像被附体似的判若两人，看着眼神就不对劲了，黑眼珠一个劲往下眼眶靠，神似贞子，顾盼自雄，谁要是说点有意思的，别人笑了，五秒钟过后必定从她那边爆出一阵尖利的大笑，像踩了谁家猫的尾巴，谁要讲点憋气事，又是她比谁都来气，义愤填膺地拍着桌子大骂，就差脱鞋上桌子了。

就这么个黄豆般嘎嘣脆的主儿，喜怒哀愁都在脸上挂着，这分钟还见她乐开了花，比谁都高兴，下一秒就见她破口大骂摔了杯子，十有八九笑到咬了舌头，在她看来，情绪就是枪膛里的子弹，藏着掖着只是颗臭子儿，必须瞬间迸射，扫倒他几个人，硝烟散尽血流成河，人生才来得过瘾，痛快。有人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别人说这叫含蓄，有人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别人说这是豪放，有人内心如火外表冷漠，别人说他是敏感，有人性别女性情男，别人说这是春哥，宋江叫及时雨，刘唐叫赤发鬼，都有个名头，为了混得开，她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就叫真性情。

真性情判断人自有一套标准，要是哪家闺女笑不漏齿，在人前温柔娴淑，羞羞答答，那么这女人必定是装模作样的小贱人，心里保准想勾引哪家男人，真是欠骂。她觉得好笑的笑话，要是谁不笑，此人必是个城府极深爱装13的败类，不能交心。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看称谓，那些刚一见面就伸手要握的，点头哈腰，满嘴幸会久仰你好贵姓，八成就是阳奉阴违虚头八脑之徒，只有那种上来就称老妹大姐老弟哥们的，没准真就是失散多年的亲戚，这样的人担得起一个真性情的名头，才是真能猛掏心窝子并引为知己的妙人儿。

所以跟这样的真性情打交道，刚开始总是很简单，你不必顾忌说多说少，也不用担心孰轻孰重，只要走上去展现出你不加节制的热情，口中念着我操我操的咒语，夹杂几句姐们哥们式的问候，那么友情自然扑面而来，没什么可说的也不要紧，瞅准了身边有某位貌似忠厚的服务业人员，挑个毛病怒火冲天地训斥上两句，你们就成一个战壕里的怒汉怒婆了，江湖人称绝代双飙，或者干脆找个滑稽的乐子，好笑不好笑没关系，重点在于一定要传达出一种暗示，这是一个乐子而不是什么好吃的，那么接下来你们就等着眉开眼笑前仰后合吧。一切自然而然，不需要宣誓也不用签约，只要情绪到位，一切都好办，你被接纳为真性情中的一员，标记就是那颗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但凡开始简单的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往往会很难，久而久之，你会发现真性情这行也不是那么好混的，与真性情的人打交道，就意味着你必须时时迎合他们的口味，告别忧郁窃喜等犹抱琵琶的纠结情调，告别绵里藏针的机锋和正话反说的嘲讽，总而言之，远离一切拐弯抹角的东西，把肠子捋直，把面孔烫皱，将愤怒和爆笑揣在离手最近的兜里，随时准备就地掏出，喷人一脸，因为所谓真性情，往往并不意味着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不意味着无拘无束地展现自己的本性，真性情是一种规格，宽进严出，可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在真性情的眼中，情绪只存在两极，狂顶和爆踩，人只分为两种，亲与傻逼，除此以外，皆为假模假式的装逼犯。所以当你被真性情视为自己的同类，就要加倍小心，保不准哪天就触了他们的霉头，你想文质彬彬？那你是假性情，为什么不大大咧咧，你想文采飞扬？那你是假性情，为什么不有屁就放，暗恋？假性情，踌躇？假性情，婉约？假性情，深沉？假性情。你大喊冤枉，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些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性情，那不行，你这套不符合真性情的标准，你天生就是个假性情。

到底什么是真性情的标准，我想连很多标榜真性情的人自己都说不清楚，有人说，当我有很强烈的屁感，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我想放就放还放得响亮，我是真性情；有人说，我看上了谁绝不遮遮掩掩，上前就问处不处对象，不处拉倒，我是真性情；有人说，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是真性情；还有人说，你们都太假，我做爱不带套，我才是真性情。如果让我总结一下，我觉得这类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点火就着，有个动机，他就能给你折腾出个动静，有条引线，他就能为你引爆整座大楼，所有真性情都自以为活得最真，活得最爽，活出了真我，活出了存在感，实际上连自己的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的，长着都不知道是干嘛的，别人遇事情先走脑子再走情绪，他们则是直接走情绪，喜欢或者讨厌，拍屁股就上，你给他个笑料，不管逗不逗，也不管你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能张大嘴笑得你毛骨悚然，你给他个偶像，只管往台上一站，别管半男不女唱歌跑调，他马上爱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历史上的群众运动，第一批往上冲的都是这伙人，他们从来就是为别人活着，煽动起来毫无技术含量，最适合被人拿着当枪使，就这样的，还大言不惭地自称是真性情，真你妈逼真，真他妈笑死人了。

所以说真性情这回事，更多时候跟那些绅士骚客的头衔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不象征着一种本真，而是变相的扭捏作态，假到不能再假，三一五要躲屋里不敢出门，绅士骚客是端着绷着，真性情这伙是大开大合，既然都在装，还分什么谁高谁下三六九等，标榜什么真真假假，如果说亚当夏娃在觉得羞耻的那一天找片树叶遮住私处，从那以后人们开始穿上各式各样的衣服，那么真性情也概莫能外，并没有像他们标榜的那样，能脱掉伪装赤条条出来见人，只是过去人穿惯了西装革履，现在口味变了，换上了吊带裙丁字裤，既然同样舍不得脱光，老实穿着就是了，不要见人穿多点就忍不住想扒，五十步笑百步，人生的乐趣无非就是衣服下面那点事，真有一天满大街光不出溜的，瞅瞅就反胃，腻都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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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电影：《天狗》《光荣的愤怒》

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作者：鞠佳

其实偶早就想写这么篇文字了，刚好最近扒拉点东西，又第N 次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动笔写下：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

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 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 ——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 “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 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 “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 “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 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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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sending this only to my smart friends and relatives. I thought I figured it out but saw I was wrong when I looked at the answer. See if you can figure out what these words have in common.
  1. Banana
  2. Dresser
  3. Grammar
  4. Potato
  5. Revive
  6. Uneven
  7. Assess
Are you peeking or have you already given up? Give it another try….

Look at each word carefully. You’ll kick yourself when you discover the answer. This is so cool…..

Did you figure it out? No?

Then send to more people and stump them as well. Then, you’ll feel better too.
Muy cool, eh?

BTW，我没有猜出来，猜出答案的来羞辱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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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http://fz0512.spaces.live.com/Blog/cns!CC3AD92907E5474E!10115.entry

《朗读者》非影评
作者： 最好金龟换酒

最近好看的电影特别多，我总觉得这也许应部分归功于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欲望进行思考和创作。我最喜欢的是“Slumdog Millionaire”（《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笑中有泪，这种电影永远不可能在中国通过审核），看得最享受的是“Vicky Cristina Barcelona”（《午夜巴塞罗那》，美女+美景，一如既往的文学色彩，果然是无敌艾伦），而看完之后想得最多的则是“The Reader”（《朗读者》）。

（剧透。。。慎入）

十五岁的德国少年爱上三十六岁的独居女人，整整一个夏天，他为她朗读，尝尽爱与欲的甜美和痛苦。她不辞而别，他黯然神伤。多年以后，就读法律学校的他参加了一次对纳粹战犯审判的旁听，却发现她以当年集中营女看守的身份坐在被告席上。。。
电影里的很多镜头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闪回：

中年的汉娜躺在少年麦克怀里听他朗读，被故事的情节感动得哭出声来－－她作为个体，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美，有丰富的情感、良知与人性，可是为什么作为党卫军这个丑陋机器的一个零件，她却可以变成冰冷的杀人机器？

在乡村小教堂里，听着孩子们的童声合唱，汉娜泪流满面――她是纯粹感动于这歌声的神圣纯洁，还是想起了当年由于她坚持不开门而被活活烧死在教堂里的三百个犹太亡魂？

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教堂发生火灾时你为什么不开门”的责问，汉娜理直气壮地说：“她们会逃跑！”她甚至还用力敲了一下桌子。――在汉娜看来，秩序高于一切，作为看守她恪守己责。她并没有思考的能力，甚至没有思考的愿望。她需要完全生活在社会和她自己制订的各种准则之中。
为了掩盖自己是文盲的事实，汉娜明知是其他的五个看守共同嫁祸于她，却依然不惜付出自由的代价，宁可承担终身监禁的判决。――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在乎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可你是否会如汉娜一样，不惜任何代价，只为坚守这个秘密，维护自己最在意的那部分“尊严”？一切强悍的表象原来只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脆弱。

在旁听席上，往事闪回，麦克忽然意识到汉娜是文盲。可是几经挣扎，他最终还是选择在漫天飞雪中转身离开看守所，他放弃了为她作证――也许小部分是出于对汉娜那可怜的自尊的成全，而更多的，我想还是出于他内心的纠结――作为法律学生，他当然知道为汉娜作证才是正确的法律程序，可是他拗不过自己的道德和良知，他无法原谅汉娜对三百条人命的冷漠，而自己曾经与法西斯成员有染这个事实也令他无法释怀。

在狱中，汉娜收到录音带，摁下播放键，录音机里传来麦克的朗读声。她慌乱极了，刚听了个开头就停下。――我一直在试图想象汉娜当时的心情。我想她可能先是惊慌，然后是强烈的羞耻感（她意识到麦克已经发现她不识字的秘密），可是间中又掺杂着感动和欣喜。她为自己在监狱这狭窄的空间内重新与外界有了交流而欣喜――与麦克的交流。与文学和知识的交流。

服刑二十年后，汉娜即将出狱。在这漫长的二十年里，麦克从未间断地给汉娜寄去录音带，为她朗读文学作品。而汉娜也凭借着这些录音带和从监狱图书馆里借来的书籍渐渐学会了简单的读写。她给麦克写了很多信，而麦克从来没有回复过。汉娜出狱前，麦克终于应看守所所长的要求去看望了她。在餐厅里两人跨越时间的巨大鸿沟再次相对而坐，汉娜惊喜地伸出手，麦克迟疑地一握之后很快松开。他问她：“这些年里你有没有好好想想过去？”汉娜问：“你是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吗？”“不，不是和我。”面对麦克的尴尬和冷漠，汉娜眼睛里的光渐渐熄灭了。――从麦克的角度出发，他深爱着汉娜，可是他的良知使他不能原谅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上一代人的罪。更何况他不确定在汉娜眼中当年的自己和集中营里那些被她叫去为她朗读的小女孩们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令他深感愤怒和羞耻。他希望汉娜能反思自己犯下的罪行，希望汉娜的回答能使他原谅她，这样他才能释放自己对她的爱。可是汉娜的回答令他失望了。而从汉娜的角度来说，她同样失望，是因为麦克的冷漠而失望。在狱中的日子，麦克是她唯一的希望，她以为麦克是唯一能够理解她的人。如果连麦克都不能原谅她，她至此便是彻底的孤独了，生存于她从此失去了意义。因此当麦克再次问她“那你在这里这么多年学到了什么？”的时候，汉娜恢复了冰冷的语调：“我学会了阅读。”她说：“我怎么想完全不重要，逝者已矣。”她强烈的自尊一如既往，她不能容忍出狱后还要一直生活在羞愧和不平等中，被怜悯，被施舍，甚至是被宽恕。

赤足踩在厚厚的一摞书上，汉娜自杀了――这是必然的结果。我想导演特地拍出那摞书的特写自有他的深意。书籍和知识能够唤醒人性，拯救灵魂，却也因此摧毁了一个生命。在狱中摆脱文盲身份的汉娜到底有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我觉得有，即使这种反思也许是被动的。正因如此，她才会在遗嘱中说要把钱留给那个集中营里唯一幸存的女孩。这样的汉娜和二十年前坐在法庭里接受审判时那个诚实得几乎愚蠢的汉娜是不同的，那时的她理直气壮却又完全不合时宜，战争过去这么多年，可是文盲的身份和缺乏与外界的交流渠道使得她在政治上仍然被动过时而又愚昧。可是她的身上有些东西却又从来没有变化过，我想这正是导致汉娜自杀的原因－－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她总是希望为自己保持某种尊严。某种旁人无法理解可是对她来说重于生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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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闷，话痨。。。慎入）

其实我想得最多的并不是电影本身。我猜很多中国人和我一样，在影片的后半段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文革，想到关于罪恶、忏悔、反思和责任的一系列话题。

中德两国国情不同，很多方面无法比较（比如希特勒是在相对自由民主的魏玛时期被德国民众用选票送上了权力顶峰，而中国则从来没有过民主选举），然而在受到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操控而丧失理性，呈现集体性疯狂这一点上，文革时期的中国与德国纳粹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德国人对当年那段历史进行过全民的深刻反思，并不只满足于将责任推向某个政治人物�
�某个政治集团。这种对“集体罪责”的反思使得德国人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经受了自由民主精神的洗礼，从而为这个国家此后几十年健康理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反观中国，我们似乎从未对文革有过彻底的集体反思。对四人帮的审判定罪并不代表着罪犯已经被全部绳之以法，它所起到的是为伟大领袖脱罪而不是为他定罪的作用。而随着文革讨论因涉及极权专制问题背负着诸多禁忌，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文革的认识只停留在父辈的口述回忆以及一本本宣泄多于反思的“伤痕文学”。

《朗读者》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九年前的大学校园。那时我选修了一门好像是叫做“文化大革命史”的课程。印象中从来没有哪门选修课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外国留学生，中外学生济济一堂，课上的讨论格外踊跃。记得在谈到罪恶和忏悔的话题时，同学们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辩论得十分激烈。一方认为积极参与过文革的普通民众，如果有犯罪行为然而情节并非极端严重（如残害他人生命），那么并不需要忏悔，因为人人都是受害者。他们认为文革的暴行与“奥斯维辛”的暴行一样，都是由于专制的极权制度扼杀了民众的自由思想，从而导致大众的无知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当年的红卫兵们对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自己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更高的道德或政治原则，关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很可笑，可是他们也是被操控被愚弄的。这是社会和时代的错，法不责众，个人不必为历史受过。

当时的我站在与这种看法对立的另一方。我们这一方的观点是：在法治社会里，即便是高压政治也不能洗刷个人犯下的暴力罪行。比如当年的纳粹分子在纽伦堡审判时以“执行命令”为理由为自己辩护，最终还是被法庭驳回。而更重要的是，“一小撮”恶魔式的主要犯罪者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危险，更可怕的倒是参与、容忍或者回避暴行的众多普通人。正是因为集体的参与才最终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罪恶，而归咎于社会往往成为逃避自我谴责的借口，“人人有罪”最终演变为了“人人无罪”。至于“个人不必为历史受过”――这种说法意味着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作用使得个人不必承担责任，也不需作出选择。然而这种逻辑结果也彻底断绝了反思人类理性及其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论批判以往的任何罪恶都无法作出超越当时现实环境的选择，因此永远也找不到一种可以追究和反思的罪恶。

就在我们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几个西方留学生的发言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们的中文并不十分流利，可是意思基本还是表达清楚了。他们认为我们的讨论没什么意义，无论个人是否为文革中的行为忏悔，都不能代替国家的忏悔。而如果国家领导人不出面承认国家曾犯下的历史罪行，则根本不能引起全民性的反思。他们的观点是：文革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活动，可是从来没有任何领导人或组织站出来承担罪责。刑法罪责的归属始终含糊不清，伟大领袖仍然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的刑法无罪与普通民众的道德无罪共同营造了一种文革之罪全在四人帮的假象。可是实际上，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犯罪行为总体上都是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指导，服从于国家机器的策划、指使、煽动和纵容。

有些同学立刻反驳说文革中国家机器已然瘫痪，整个中国呈现无政府状态，很多犯罪行为完全是出于自发自愿。而留学生和一部分中国同学则指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与纳粹领导下的德国一样乱中有序。因为毛本人根本就一直掌握着国家机器，即便是当红卫兵夺取各级政府的权力时，也是毛在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国家机器的控制权。而且血腥杀戮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和武警官兵以及各级党团骨干，他们本身都是国家机器的代表，因此他们的犯罪行为当然可以被视为国家机器的犯罪行为。这一点我非常同意，因为毛虽然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他同样也说过“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本身就是对暴力行为的煽动和纵容。

一位留学生专门提到了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1972年访问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向犹太死难者纪念碑下跪的例子。勃兰特本人是二战中反纳粹的英勇斗士，他其实并没有必要下跪，但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跪下了，他代表德意志民族跪下了。在德国的国体并未改变的前提下，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与垮台的前任政府仍然存在法统和政统的关系，因此仍然需要为希特勒政权的罪行承担责任。除了巨额赔偿、语言道歉和精神忏悔以外，德国议会还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不断肃清纳粹的影响，勇敢而严肃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我记得当时还有同学在下面嘀咕着说这怎么能类比，纳粹是残害别的民族，当然应该下跪忏悔。文革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当时真恨不得扇丫两耳光。自己人残害自己人就不用忏悔了吗？文革中逝去的近千万生灵就这样冤死了吗？。。。

在那场印象深刻的讨论之后，这些年里我还是常常想到这些话题，看了一些书，有些想法也有所改变。我认为政府绝对应该为那次严重的国家罪错反思忏悔并承担责任，可是既然我们都知道这种想法在当今政治体制下相当于痴人说梦，那么个人的忏悔同样有其意义。然而不应只在个人道德层面上承担思想和行为责任，而更应该提升到政治责任的层面上来。

德国哲学家Karl Jaspers曾在对德国罪过问题的讨论中将罪过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Jaspers认为，一国人民不应在法律、道德和形而上这三层面上承担国家或政权的罪责，但他们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承担这一责任。他认为公民政治责任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以投票选举行为所作的政治抉择，二是当积极份子，三是无反抗行为。在第一种形式上，当年的德国与中国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常常成为普通民众逃避政治罪责的借口，认为发动文革的毛并非由民主选举产生，因此普通民众对他所拥有的至上权力并不负有政治责任。可是不能民主参政并不代表可以推卸共同的政治责任，因为公民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无反抗和不作为，才使得专制权力有了疯狂作恶的土壤。

个人的道德忏悔是纯私人性的，尤其是在专制极权制度下的忏悔会使得私人道德政治化，容易被极权统治阶层所利用，拿来给忏悔者定罪。统治者本身是犯罪的主体，这一来却可以扮演法官的角色。因此，与个人道德忏悔相比，在政治责任上讨论这一问题显然更有意义，因为确定责任不仅可以将道德和政治分开，更有助于推动关于政治制度、公民责任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讨论。在中国，由于公民没有选举权，既不能自由选择政治制度又不能选举权力代表，这种讨论本身就可以开启公民的政治意识，从而提�
��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政治自由本身又具有道德意义，因为体现人性和良知的美好道德在公正合理、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更容易得到培养和激励。

如今的中国虽然不同于文革的历史环境，可是精神土壤依然贫瘠，整个国家弥漫着拜金主义狂潮，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精神却非常不成熟。如果政府和民众不对以国家为主体实施的历史罪恶作出彻底的集体反思，那么过去的错误必将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再一次成为凶手，也再一次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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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http://winteronmars.blogbus.com/logs/8103531.html
　　看完阿兰·摩尔大神的漫画Watchmen，正好是午夜过一分钟。漫画每一话末页上都有的世界末日倒计时，到了最后一话，指针正好也是指着午夜过一分钟。然后就望着那尾页，有点发愣。
　　这个故事我既没有猜中开头，也没有猜中结局。
　　这哪里是“勉强算是好人的人和坏人的争斗”。勉强算是好人的人在哪里？坏人又在哪里？中间的那条界线又在哪里？谁是英雄，谁是反派，谁是救世主，谁是暴君，谁是殉道者，谁是刽子手，谁是和平主义者，谁是战争贩子，到最后无论故事里的人还是作为读者的我们，谁也分不清了。
　　如果要说什么最近似于Watchmen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别说，还真的是张艺谋的英雄。只不过摩尔首先知道所有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的人都是在说谎，所以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然后他把理智上的选择和感情上的选择分开了：良心的声音提供的不一定是正确或者不如说明智的答案，但我们的同情心却往往天然被引向代表着良心的人物；最后他还不忘像罗贯中一样提醒我们，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个黑色的笑话。
　　Watchmen改编的电影明年就上映了，所以尽管我很想长篇大论的讨论漫画的结局，还是决心按捺住。为了尊重这样精彩的结局起见，不能毁掉了没看过这漫画的人将来观影的乐趣。不过话又说回来，电影很可能不会保留漫画那么暗黑的结局。
　　Watchmen 是群像类的漫画，如果一定要说谁是男主角的话，那大概是罗夏（Rorschach）。他的名字和面具设计来源于心理学上的“罗夏墨迹测验”：在一张纸上洒几滴墨水，然后对折，让墨迹在纸上洇开，形成一个对称的图案，让被测试者就图案进行自由联想，从中反映出被测试者的心理状态。Watchmen是没有心理旁白的，所以罗夏的日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说实话他的极右言论在第一页上把我吓了一跳，然后倒回去又重新看了两遍，以防自己是看错了。

　　关于“罗夏”的人格是如何诞生的，第六话有一段他对心理医生的自述（我先胡乱译一下）（注：忍不住查字典重新改了一下）：
　　“……透过人类脂肪燃烧的浓烟望着天空，上帝不在那儿。冰冷的、令人窒息的黑暗永不结束，而我们全都是孤身一人。
　　安于现状的生活，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事去做。并无其他理由。生于虚无，生儿育女，罪孽满身，然后又消失在虚无中。再无其他意义。
　　存在纯属偶然，并无模式可循。如果有，那也是我们凝视太久以后产生的幻视。拯救堕落毫无意义。
　　这个没有方向可言的世界并不是由象征性的善恶力量所塑造的。并不是上帝杀死了那些孩子们。屠杀他们的不是宿命，也不是天命把他们喂给了狗吃。这么做的是我们。只有我们。
　　街道散发着焦臭味。虚空的气息猛吹在心上，把心中的幻想变成了冰，然后再碾碎。
　　我就在那时候重生了，准备把自己的图案印在这个道德一片空白的世界之上。”

????? （注：这里原著还有一段很让我难忘，描述了罗夏描述自己的诞生”It was Kovac who said ‘Mother’ then, muffled under the latex. It was Kovac who closed his eyes. It was Rorschach who opened them again”；是Kovac(罗夏的本名)在面罩下低呼圣母之名，是Kovac闭上了眼睛目不忍视，是罗夏睁开了眼睛）

　　摩尔笔下的一系列目的和手段自相矛盾的无政府主义者兼独行侠，V，罗夏，约翰·康斯坦丁，都写得很不错。其实在几十年如一日订阅极右派报纸的罗夏和看见撒切尔夫人开始演讲就想砸自家电视的约翰·康斯坦丁之间，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差别。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弟。我会说康斯坦丁是兄长，不仅因为他在摩尔笔下比罗夏早诞生一年（1985），也因为两人虽然都是缺乏正常的父辈影响而未能成长为完整人格的孤独症患者，他们却停留在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康斯坦丁终生停留在了苦涩反叛的青春期，而罗夏则停留在了看待事物黑白分明的童年时代。英国人康斯坦丁保持着欧洲人的老于世故和愤世嫉俗，周旋在各方之间玩着权力游戏，力求势力均衡，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让世界永远保持他如此痛恨的原状而已。而美国人罗夏用铁腕在他的世界上维持正义，消灭邪恶，保护弱小，永不妥协，同时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指责他把善恶的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灾难。
　　不过，Watchmen的的确确是一部超级英雄漫画。常见的各种超级英雄类型都种类齐全。唯一的区别是超级英雄漫画的社会、伦理和心理背景按说用不着太过落实，而Watchmen却是把一切都钉是钉卯是卯的往实里写：产生了超级英雄的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超级英雄崇拜和法西斯主义有无关系？超级英雄的存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普通人会对超级英雄有什么样的反应？是爱慕还是恐惧？超级英雄会和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会作为特工被雇用还是作为罪犯被放逐？这些问题的答案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样的变化？超级英雄做久了会对心理有怎样的扭曲？还是说会驱使人充当超级英雄的心理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世界会因为超级英雄的存在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吗？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按阿兰·摩尔这个写法，世界根本就是因他们的存在而更糟了。本来世界末日可能住在世界的另一头，这下可好，它搬到了你隔壁。）
　　如果说超级英雄就是把常人提升到凌驾于常人之上的高度，那么常人的内脏大概是禁不住这样的压强变化的。面具会和下面的皮肤融为一体，没有正常人的肩膀能担得起如此的责任的分量。Watchmen里的超级英雄们丰富多彩的心理疾患足以和一般超级英雄漫画里的大反派们相媲美。那些能承受得起这种压力的非常人，比如Watchmen里唯一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钟表匠的儿子曼哈顿博士，因为他如此超出常人，也就逐渐不再属于人的族类，一步步对人类的命运甚至自由意志失去了兴趣。 在某话里他面临着“世界究竟值不值得拯救”的问题，尽管作者勉强把胜利给了正方，但怎么看怎么写得缺乏说服力。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漫画题目Watchmen的出处了。它来自于一句拉丁诗，翻译成英语就是：Who watches the watchmen？漫画里这句诗有好几次被反对超级英雄的示威者刷在墙上，但每次都没能写完。
　　有点犹豫这句话该怎么翻。从故事里示威者的角度来看，应当是“谁来监视那些监视者？”而从故事里身世悲凉的超级英雄们的角度来看，则是“谁来守望那些守望者？”
　　Watchm
en首先是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我们都需要权威，需要高于我们的力量，如果没有，那我们也要造出来。我们都希望拯救会从天而降。然而拯救我们的力量总是同时又足以毁灭我们。
　　即便拥有权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善意，权威注定不可能被不拥有权威的人们所信任。然而他们的不信任难道不是有最充分的理由的吗？
　　唯一有权利替大多数人下决定的就是上帝。这是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可是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死了。或者离开了。或者失去了兴趣。可是总得有人凌驾在大多数人之上来下那个大多数人下不了的决定，总得有人要来为了救四个人杀掉三个人，于是有的人填补了上帝的位置。
　　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成为神，但反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人。
　　Watchmen 里穿插的“漫画中的漫画”——关于善意如何是通往地狱之路的铺路石的海盗故事Tales of the Black Freighter，正是对这种人的隐喻。当然它首先是对故事里的另一名超级英雄亚德里安·维德的命运的隐喻，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Watchmen 里的所有超级英雄们。不仅仅如此，Black Freighter的故事还像海藻一样和故事主线紧紧缠绕在一起，在出现的每一格里呼应着当时的气氛，呼应着人物的对话和心理。至于为什么是海盗漫画，作者认为在一个超级英雄真实存在的世界里肯定就没有人对超级英雄漫画感兴趣了。刚开始我一度以为这本“书中书”会比故事的主线轻松点，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悲惨的幻灭了。（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摩尔大神捋着长须狂笑道：“你以为海盗故事能让气氛轻松点？你觉得你这种想法符合逻辑吗？灭哈哈哈……”）
　　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监视者/守望者的形象不仅仅象征着超级英雄们，也象征着超级英雄梦想背后的美国，自封为人类自由与正义的守望者的美国——阿兰·摩尔虽然是英国人，但对美国梦的反思自有其深刻的地方。漫画虽然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故事背景是AU化、荒诞化了的冷战时期美国，核大战随时可能一触即发（而在今天我们都知道人还没有疯狂到那个地步），但在今天看来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发切题得可怕。在这个人人都知道X档案和911的世界上，谁会觉得 Watchmen的情节太过疯狂呢？
　　Watchmen也是一个关于幻灭、关于人的自相矛盾的故事。现实远比分明的政治标签要复杂得多，所有人最终都被推往了自己最初理念的反面。故事里的每个人都遭遇过信念颠覆、精神崩溃的一刻：在这样的一刻我们终于领会到世界太过复杂，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或者承受。就像另一个摩尔笔下的人物康斯坦丁说的：每个人都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这不过是个早晚的问题。然而魔鬼并不存在，魔鬼只是我们自己。干预还是不干预？面对“恶”而无所作为令我们与“恶” 无异，可是就像尼采所说，杀死魔鬼的人自己也会变成魔鬼。有时候或许只有选择死亡才能避免失去灵魂，可是到了那一步的人，其实早就没有灵魂可失去了。这中间只不过是以主动还是被动的方式失去灵魂的区别。丹麦王子说世界是一所监狱，而我们知道他是被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所囚禁，永远被囚于下决定前的那一刻。
　　当然，Watchmen这条黑暗长街上还是有一两盏没坏掉的橙色路灯的，就算它们一无例外的在故事结束之前被作者大神打坏了。第一代夜枭的自传那带有淡淡自嘲的温和笔调。心理医生马尔科姆·朗相信在世界末日的前夕人更应当互助。某个时刻罗夏握住了他的前任搭档丹（第二代夜枭）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承认自己有点yy这一幕，因为同一个动作在几话前被用来暗示丹对后来成为他女友的劳莉的爱慕，而且 Watchmen的第一代超级英雄里七个人有三个是同性恋者（当然，其中没有一个人的故事是能让人松口气的），第二代却一个都没有，这比例未免有点失常。不过我下不了这个手，不仅因为我喜欢丹的女友劳莉，不仅因为身为妓女的儿子的罗夏是由童年创伤造成性冷淡的典型病例，也因为这一握是他在整个故事里给予和得到的唯一温暖，且温暖得如此直截和天真。
　　到头来，其实这个世界最寒心和最暖人的地方根本是一回事：那就是生命总是要延续，就算是以背叛死者为代价。
　　眼前又滑过Watchmen那一格格漂亮的电影分镜式画面，几乎每一话都会屡屡出现一样日常物品的特写，而它也成为贯穿全话和这一话主人公故事的象征：
　　鲜血溅上圆形的黄色笑脸标志。
　　手表的无数齿轮机轴纷纷跌落。
　　雪景球里吹起慢镜头的暴风雪。
　　透明的液体从倾倒的廉价香水瓶里溢出来。瓶身上的N是代表了怀旧（nostalgia），还是核力量（nuclear）？
　　一切结束的时候，风雪中罗夏揭下面具，他脸上纵横的泪水。
　　这一刻似曾相识。
　　如果说世界是一所监狱，那么谁来看守那些看守人？谁来守望那些守望者？
　　仍然没有答案。
　　也许没有答案最好。我们不知道答案，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绝望和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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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2a768d52b52d7b10

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英国BBC电视节目访问时表示，他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子女。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的关注比在美国还大，我看见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话里话外透着的意思“你看看人家”。

确实比尔?盖茨的举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扎眼的，放着世界首富不做，非要做个无产阶级，而且连自己子女都不照顾，这是什么样的情怀？可这在美国并不算很大的新闻，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美国的新闻，讨论还没有中国多呢。

原因很简单，这种事情在美国见怪不怪了，很多在发家史上被称作强盗的企业家，出于虚荣心，晚年都会把钱捐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这既是避免自己的子女陷入堕落，也符合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而且资本家们只有靠这个才能名垂青史，今天老福特、洛克菲勒、卡耐基到底是干什么的，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了，可提起他们的基金会却是赫赫有名，在美国那几百年历史上，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成立基金会者称焉。在美国倒是希尔顿家族的继承人，希尔顿小姐，今天走光，明天磕药的放浪形骸更有新闻价值，让大家看热闹，谁叫你做守财奴，报应吧。

所以比尔盖茨把钱都捐了，在我看来，本身毫不奇怪，一般的大款，在鱼缸里养几条金龙鱼就算牛掰了，人家在家里的鱼缸里养一条鲸鲨。玩到这个份上，从个人消费来说，他已经不需要什么钱了，不捐了难道天天数着玩儿么？

让我觉得有些意思的，倒是比尔盖茨非常保守的、传统的、毫无新意的捐款方式——成立一个基金会。他绝对是一个有想像力和创性精神的人，作为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有很多花钱的方法。

如果他想满足权力欲，比如在太平洋上买下一个岛，命名为比尔盖茨共和国，自己当国王，再组织一个游说集团，说服联合国接纳其成为成员国，并实践比尔盖茨特色的治国理念。

如果赶时髦，他可以向中国一些企业家学习，组织一个墨西哥生态协会，拉一批人，去墨西哥沙漠种树，让墨西哥沙漠披上绿装，这可以防止墨西哥的风沙刮到美国，而且当地政府也会非常支持。

以他的财力，如果为了表现爱心，他可以从世界各地至少收养10万个孤儿，让他们都接受最好的教育，十万个人都喊他爸爸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如果他热爱体育事业，他还可以把钱都捐给中国男子足球队，看砸上500亿能不能让中国足球队打进下一界世界杯四强，那样全中国的球迷都会为他欢呼，也是很拉风的事情。

而他却选择了在美国最没有创意的一种方式，成立一个拨款型的私募基金会，这样一个规模的公益基金会必然会聘请公益领域的专业人士来打理，用来资助有助于公益的社会力量，集中社会的思想来考虑金钱如何运用最能符合社会的福祉。这个基金未来必然超出他自己的控制，就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组织，今天的运作已经和福特家族的成员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安排说明比尔盖茨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他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最善于挣钱的人，未必是最善于花钱的人，而这个道理就是西方国家民间公益力量得以发育的基石。

在这次地震后，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大笔捐款了，有些人还给政府捐钱，不难想像未来中国也会有像比尔盖茨那样把自己身家财产都捐了的企业家，他们恐怕有很多迫切要实现的心愿。但也许大多数人学会比尔盖茨对待财富的理性和谦卑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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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很有用，我经常会在工作中感到绝望，觉得自己的技术水平太差，觉得做的事情让人不满意。在HW的时候觉得工作太无聊，在SALIRA以后觉得太轻松；在这里觉得工作太难。这些都不是换工作所能改变的。

转自：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542174。

悲慘工作的三個徵兆
EMBA雜誌

從小，看著自己的父親每天拖著沈重的步伐去工作，知名作家藍西歐尼（Patrick Lencioni）就開始苦思，工作為什麼要如此悲慘？這一路走來，藍西歐尼體會到很多人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工作，卻無法實踐自我，也挫折連連。再長大一些，藍西歐尼了解到，痛苦工作對個人與社會都是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開始想要探究這個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藍西歐尼的新書「悲慘工作三徵兆」（The Three Signs of a Miserable Job）在今年八月出版，分享他多年來的觀察。

悲慘工作的三個徵兆

從小，看著自己的父親每天拖著沈重的步伐去工作，知名作家藍西歐尼（Patrick Lencioni）就開始苦思，工作為什麼要如此悲慘？這一路走來，藍西歐尼體會到很多人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工作，卻無法實踐自我，也挫折連連。再長大一些，藍西歐尼了解到，痛苦工作對個人與社會都是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開始想要探究這個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藍西歐尼的新書「悲慘工作三徵兆」（The Three Signs of a Miserable Job）在今年八月出版，分享他多年來的觀察。

藍西歐尼首先澄清，悲慘工作與壞工作之間是有區別的。壞工作依人而定，某個人夢想的工作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惡夢。但是，悲慘工作就放諸四海皆準了。悲慘工作讓一個人晚上回到家時，深感挫折，並變成一個憤世嫉俗的人。這樣的工作耗盡一個人的精力、熱情與自尊。悲慘工作不侷限在某個層級，專業運動選手、執行長覺得工作悲慘的程度，有時並不比一個清潔人員或速食店店員來得低。根據蓋洛普的調查，有高達七七％的人討厭自己的工作。

人為什麼會討厭工作？其解決方法又是什麼？根據藍西歐尼的研究發現，悲慘工作的成因與解藥都落在直屬主管身上。許多企業也發現，員工與其直屬主管的關係，是員工工作滿意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員工的薪資很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有自主權，但如果主管無法提供他工作所需，他依然會覺得不滿足。

那麼，你的工作是不是悲慘工作？它有三個徵兆：

1.無名（anonymity）。這是員工的感覺。當員工感到主管對他不感興趣，一點都不想了解他的生活、興趣與企圖時，員工就會產生這種無名之感。

2.無關（irrelevance）。當員工工作中感覺不到對別人的生活產生影響時，就會感到自己無關緊要。每名員工都需要知道，他的工作對他人，也許是顧客、同事或主管等，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3.無可測（immeasurement）。指的是員工無法衡量自己的貢獻或工作的好壞。他們需要主管給予主觀意見。

既然主管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為什麼很多主管做不好？原因在於，少有主管真正對人有興趣。他們不知道他們需要告訴員工所做的事的確對某些人產生了影響。另外，主管會覺得自己太忙，忘了他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提供員工工作所需。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並不想介入員工的工作太多。

如果，你發現自己就身處悲慘工作時，怎麼辦？你可以先衡量自己的主管，是不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事實是，有許多主管也希望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儘管他們表現出來沒興趣的樣子。

悲慘工作的員工也可以協助主管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與主管的關係很好，就容易解決了。你可以直接對主管說：「嘿，你知道嗎？如果你多了解我一點，知道我對什麼事情最感振奮，這對我很重要。」

有時候，你也可以反客為主，主動表示對主管的生活感興趣，主管也會開始以相同的方式對待你。不過，當你了解你的主管真的對人一點都不感興趣時，也許就是你換工作的時候到了。

「本文原載於11月號ＥＭＢＡ雜誌，ＥＭＢＡ網址為www.emb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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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wangyixin.com/2008/05/donation-amount-and-public-response.html

????? 很没营养的题目，但是内容却有点来头。事情的起因是我前两天与东东枪同学讨论目前对于赈灾捐款的一些回应的声音，我们的论点是不该歧视少捐、不捐款的人和企业，连带着也反对攀比捐款数额。当时只是在MSN上聊天，很多问题没有深思，幸好有这个机会，被点名做命题作文^^ ，再深入想一下这个事情。东东枪同学总结了一下上次讨论中没有深入的问题：

1. 少捐不该批评，但是，反过来说呢，多捐也不该多表扬？
2. 经济水平或观念不同的个人，当然可以对捐款持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动。但经济实力相对公开、且并非个人、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假设，两家同样有钱的大公司，一个多捐，一个少捐，是否证明他们自己认定的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轻重不一？
3. 人民有无批评的权利？哪怕是错误的批评？
4. 作为被捐助的一方，确实不该批评捐助方，无论多少。因为确实不厚道。可是，旁观的人民群众，有否义愤填膺的自由？
5. 跟第一个话题有关：捐款排行榜，是否可以看作，鼓励多捐。而不是歧视少捐。如果这样的话，捐款排行有什么不对？
6. 孔子的那个故事，确实没考虑到子贡这个人的特殊性，他不是没钱的普通人，而是公众视野中的有钱人。是一头公众人物。事实上，确实不会有人以对他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因为无力效仿高标准的无条件的善举，而导致大家都不做善事。

我想了想，以上的问题大概可以归为三件事：一是企业和个人如何定位自己的捐款数额，即捐多捐少甚至不捐的问题；二是社会应该如何回应这些不同额度的捐款，即多表扬、少表扬甚至愤怒和歧视的问题；由这两件事又引申出第三件事，即第一点和第二点如何互动、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这篇文章，就写下来试图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对慈善事业的了解仅限皮毛，恐怕疏漏之处甚多，仅作为个人意见抛砖引玉。不管最后的结论倾向是如何，只要我们都来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二分和量化，或是粗暴的压上“道德”的帽子，就已经非常好了。真的。

我尽量不考虑道德水准这种无法衡量的东西，而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目前关于赈灾捐款的舆论如何，大家也都知道，毋庸赘言。问题是，对于这样的舆论，捐款方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种舆论真的能提高捐款的效率吗？

一、企业和个人如何定位自己的捐款数额

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和个人的动机大概可分为三种：纯粹的公关行为；公关目的与道德相结合的行为；纯粹的道德行为。动机不同，行为自然也会不一样。

纯粹的公关行为主要会以投入与回报作为度量，例如用什么样的方式、投入多少才能获得最大的公关效果。在这种动机下，捐款人会非常关注社会舆论对于自己捐款的反应。如果预期到自己的捐款不足以引起关注、甚至会引起负面效应，捐款人很可能会提高捐款数额或修正捐助方式，直到获得自己期望的舆论反应为止。这种感觉有点像竞价买报纸头条，出了最高的价钱或者用了独特的方式，自然就会获得舆论的关注；但是如果因为钱不够只能沦落到末版的豆腐块，就反而成了笑柄。在这种动机下，如果捐款人的预算不足以获得期望的反应，就好比想买一件东西但是没带够钱一样，结果就很可能是干脆不要付钱，放过这次公关的机会。

如果捐赠的动机是公关目的与道德相结合的方式，那么结果会与上一种情况有所不同。捐款人并不是单纯的考虑投资回报，那么即使预期到自己的捐款并不会获得期望的口碑回应，也会出于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进行捐款。在这种动机下，捐款人会将投资回报与道德责任混合起来进行度量，一方面是捐助的数额会带来什么样的公关效应，一方面是捐助数额能否达到自我的心理平衡，而最终的捐款额度会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考虑，即捐款人确定自己的捐款会带来正面的回应（未必是最佳回应）、并且心里为这个数额感到平衡。如果这两个条件有一条不满足，都会导致捐款人修改捐款数额，直到满足两个条件为止。

最后，如果捐款是处于纯粹的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目的，那么捐款人捐赠的数额就会是自我认定的达到心理平衡的数额。

二、捐赠动机与社会回应如何互动

把这一条提到第二点来，是因为不先说明这个互动机制，就无法探讨社会舆论如何才能促进捐赠而不是妨碍捐赠。

社会舆论对于捐款的反应，无非是三种：正面的，负面的，和中性的。这里，中性的指无所谓的态度，即捐款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是一半正面一半负面的态度，那么在本文中将其归到负面反应去——毕竟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都不会把一半支持者一半反对者的状况视为好事。另外，现在确实有很多以引起争议为目的的营销手段，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下场通常是企业形象遭到破坏，所以还是归为负面更为适合。

接下来讨论决定捐赠数额的因素与舆论反应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互动关系并不相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捐款人是否可以通过追加捐款来引导社会舆论。

（1）如果捐款人可以通过追加捐款来引导社会舆论。

这个条件包含两种含义，首先，捐款人有能力追加捐款；其次，社会舆论会随着捐款人累加捐赠数额而改变。这两个含义有一条不符，则将归为情况（2）。

对于纯粹公关动机的捐款人来说，这是最有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该捐款人会试探性的进行少量捐助，然后根据社会舆论是否达到自己的预期而决定是否追加。强烈的、超出捐款人预期的社会正面回应会导致捐款人停止追加捐款；而低于捐款人预期、或负面和中性的回应则会促使捐款人追加捐款。

对于混合型动机的捐款人来说，正面的社会反应，无论强烈与否则很可能对捐款人的影响不大，因为这类捐款人的公关动机并不像上一类人那么强烈。但是这类捐款人为了保证公关安全，也会采取逐步追加捐款的方式。至于心理方面的互动则很复杂，追加捐款和逆反心理都是可能的后果（详见下段），但是幸好这类捐款人并不会完全由情绪行事，因此追加捐款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纯心理平衡的捐款人，正面和中性的社会反应对于捐款人的作用不大；而负面的反应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捐款人的心态究竟会起怎样的变化？我的看法是，负面舆论对于这类捐款人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捐款人或者会为心中的负疚感追加捐款，但也可能会因为好心没好报而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影响他以后的捐赠行为�
��因为这类捐款人不受经济利益的理性思考影响；而纯心理变动是极难控制的。这类捐款人的捐款方式不好推测。

（2）如果捐款人不能通过追加捐款来引导社会舆论

这里又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捐款人财力有限不能追加、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必须将捐款一次性付出；二是社会舆论并不会因为追加的捐款而改变。只要满足其中一条，都应该列入这种情况加以考虑。

对于纯粹公关型的捐款人，这种条件下捐款与赌博无异，他们为是否参与这场公关赌博而踌躇。如果他们不是第一个捐款人，而是已经有参考对象的话，那就等于社会对他们的捐款数额已经作出预期，并将根据他们的捐款是否符合社会预期而给予舆论回报。问题是，捐款人也很清楚这个游戏规则。这样，结论就很清楚了：如果自己能拿出超出或等于社会预期的数额，则捐赠；如果拿不出，就干脆不捐，以避免公关失败。如果他们是第一个捐款人，那么又要冒另一种风险——连公关价格都不知道。尤为理性的捐款人会考虑推迟捐款，看看社会对“吃螃蟹者”的反应，确定了价格再说——当然，这又成了另外一场赌博。

混合型动机的捐款人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由于他们身负一部分心理道德压力，不会完全按公关效果做决定；但是至少负面的效果是捐款人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因此正面、甚至中性的舆论反应都不会对捐款人造成太大影响。但是一旦捐款人拿不出舆论期望的数额，并且拿不到数额就会引起负面后果，那么他很可能会作出不捐款的决定。同时，这些捐款者也会考虑推迟捐款，让别人先试试水。

最后，对于纯心理动机的捐款人，仍然很难判断社会舆论究竟会对他们起到怎样的作用。他们与前两类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因公关风险而考虑推迟捐款。

三、不同的社会舆论对于捐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先整理一下第二节的分析，形成下表，其中黄色高亮的部分是我们不期望看到的负面后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负面的社会舆论对于捐款效率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 中性的社会舆论仅对条件1下的纯公关动机捐款人有促进作用，其它情况下很可能有破坏作用
• 正面的社会舆论会让条件1下的公关动机捐款人停止捐更多，但是在其它情况下都会促进捐款

另外，如果要判断一下我们的社会舆论提供了哪种条件，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二种。一是在现实中，如果捐款人试探性捐款并逐渐增加，恐怕只会招来更大的骂名；二是我们的注意力有限，除了百度给自己留下活口说是“至今已捐款XXX”以外，恐怕很少有人会关注各个企业的逐步累计的过程；三是，舆论是有惯性的，某人捐100块被骂、然后追加50块被少骂、然后再追加50块不被骂、然后追加100块终于获得社会的赞扬——这种假设仅存在于理论中，捐款人有追加捐款的能力，但是我个人不相信目前我们有迅速反思并修正舆论的能力。

处于第2种条件下，那么负面、中性的社会舆论都不利于提高捐款效率。对于捐款给予正面评价，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所以，对于捐款，无论多少，都不应该给予负面的舆论反应、甚至中性的、无所谓的态度也会降低捐款人的热情——对于怀有公关动机的捐款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对一分钱的捐款也应该感谢”。

四、关于捐款排名和舆论标价

（1）捐款排名和舆论标价是两件事。

比方说百度列出了捐款100万以上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确实是按照捐款数额客观排列的；但是，我们的舆论标价真的完全按照捐款数额进行了么？

舆论在评价捐款人的时候，在排行榜之外加上了一个主观因素：这个捐款人“应该”捐多少。我们的舆论的价格，其实并没有按照捐款数额来进行，而是在评价这个捐款人的捐赠数额是否符合我们对他的预期出价——然后按照实际数额和我们预期数额是否相符，给予相应的舆论回报。捐款排行榜，只是为舆论标价行为提供了数据而已。所以，单说捐款排行榜，其实无所谓好坏，毕竟这是很客观的东西；但是社会舆论使用这个排行榜的方式，我实在是不能认同。

（2）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舆论标价这件事是否正确？

细想一下，那种强调舆论标价会促进捐赠的论调，其实是架设在两个隐藏的前提之上：

• 一是假设了社会能够正确衡量捐款人“应该”捐赠的数额
• 二是假设了社会可以准确的根据预期实现程度对捐款人给予合适的舆论回报

如果这两个假设有一条不成立，我们都无法认定舆论标价会促进捐赠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这两个假设成立吗？既然明摆着不成立，那么舆论标价有多少促进作用，又会有多少破坏作用？

舆论标价的游戏规则，社会知道，捐赠人也知道。如果明知道自己的捐款会引起众怒，那捐赠人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如果这一次，捐赠人是因为“猜错了社会预期的价格”导致自己狼狈不堪，那么下一次捐款的时候，他们会第一时间就捐款吗？如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社会期望的数额，他们还会捐款吗？

无论是从哪方面的分析来看，对于捐款的中性、负面的反应都是弊大于利的。

（3）说完了“正面”和“负面”，再来说一下“多表扬”和“少表扬”。

我个人认为，“多表扬”和“少表扬”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我们的主观动机。说它是客观的必然的，是因为报纸头条是稀缺资源，网站主页是稀缺资源，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也是稀缺资源。我不知道具体能容纳的数额是多少，但是很明显以媒体资源和受众的注意力来说，无法让一万个捐赠者都获得同样的传播机会。

假设我们可以容下100个传播名额，那么这100个名额，谁上谁下呢？捐赠数额是个客观且容易采纳的衡量标准，另外，别出心裁的捐赠方式也会吸引人的注意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捐赠最多的人获得了最广泛的关注，即“多表扬”；捐赠数额比较少的则得到有限的关注甚至默默无闻，即“少表扬”。这是个必然结果，我并不反对，前述的公关动机的捐赠者分析也以此为基础。

（4）反对”多感激“或者”少感激“

个人观点，”多表扬“和”少表扬“跟资源稀缺有关，但是人心不是稀缺的。我们或许会记住某些捐赠人，记不住某些捐赠人，但是不能感谢某些捐赠人、不感谢某些捐赠人，或者”多感谢“某些捐赠人、”少感谢“某些捐赠人。因为我们的心并不是有限的空间，没有任何理由把捐赠人由上到下分出三六九等。如果我们的感谢可以排名，那么是不是捐赠人也可以按照收到的感谢进行捐赠——多感谢的多捐，少感谢的少捐？如果我们不希望被这样对待，那么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

在人的心里，应该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都站在一个平面，接受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

总结一
下，无论如何，对于所有捐款都应该持正面的态度。至于传播力度，那是资源稀缺导致的必然后果，不需要我们操心。那些自以为“批评可以促进捐款”的论调，隐藏了太多未必成立的假设前提，其中之一就是“批评一定会使当事人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个前提错到什么程度，在管理学中有很多论述，也不用多说。

五、回答一下文章开头的六个问题：

1.少捐不该批评，但是，反过来说呢，多捐也不该多表扬？

答：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2. 经济水平或观念不同的个人，当然可以对捐款持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动。但经济实力相对公开、且并非个人、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假设，两家同样有钱的大公司，一个多捐，一个少捐，是否证明他们自己认定的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轻重不一？

答：都是有钱的大公司，究竟为什么多捐、为什么少捐，社会责任感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捐的不好不等同于缺乏社会责任感。企业少捐或不捐会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对于很多外企来说，中国区的预算是由国外的总部层层批复的，从年初就已经定好；总部要对股东负责，要对全世界的雇员负责，未必一定要对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负责。如果某企业的外国股东拒绝大额支援中国的灾区，由中国的分部从原本计划好的预算中苦苦砍下来捐给灾区，那么能说明中国区的分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吗？这个不是假设，我现在就知道两个这样的案例。

另外，企业的“philanthropy”行为，与“charity”行为本来就不一样。企业的慈善行为是受公关动机推动的，在从事慈善行为的时候就会考虑公关回报。在目前这种舆论压力下，很多企业明明知道自己未必获得合适的舆论回报，却仍然进行了慈善行为，这反而恰好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但是如果舆论导向总是这样，那么有多少企业可以坚持下来，我倒是很怀疑。

3. 人民有无批评的权利？哪怕是错误的批评？

答：有。有。我们只能辩论和说服，不能强制让别人不说话。

4. 作为被捐助的一方，确实不该批评捐助方，无论多少。因为确实不厚道。可是，旁观的人民群众，有否义愤填膺的自由？

答：有。理由同上。虽然情感发泄是一回事，实际后果是另一回事。

5. 跟第一个话题有关：捐款排行榜，是否可以看作，鼓励多捐。而不是歧视少捐。如果这样的话，捐款排行有什么不对？

答：这个分析请看第四节。捐款排行没什么不对，问题是舆论利用这种排行的方式。当前的舆论导向，真的做到了“鼓励多捐、歧视少捐”了吗？

6.孔子的那个故事，确实没考虑到子贡这个人的特殊性，他不是没钱的普通人，而是公众视野中的有钱人。是一头公众人物。事实上，确实不会有人以对他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因为无力效仿高标准的无条件的善举，而导致大家都不做善事。

答：这件事的关键是，子贡拒收回报是否会导致别人不做好事。要证明“会打消别人做好事的积极性”，那只要有一个案列，就足以证明子贡的做法不妥；要证明“不会”，则要证明全国的人都不受影响才行——证明难度可要大得多。

这个证明难度，正是风险的反映。有可能别人不会把子贡当作参照，但是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都无法规避子贡一事影响他人积极性的可能。所以本题最后一句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这个故事里，政府公布的标准是“做好事应该获得回报”，而不是“有钱人做好事如何”或者“没钱人做好事如何”。政府的目的是促进做好事的行为，如果另设一套标准，表面上在节省资金，实际上在歪曲政府的目的，反而降低了此次活动的效率。

另外，“不求回报”很明显对于促进做好事毫无帮助——且不说有没有负面作用。所以无论怎么看，子贡都应该收下这个回报——收下没有坏处，不收则可能带
来风险，那么为什么不收呢？也可能别人并不会照抄子贡这个有钱人的行为，但是这是“可能”，孔子力图避免这个风险，希望促进人人都做好事，这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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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篇不错的文章，转载一下：

转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5d62246a8941289b

先说点旧闻吧。

1997年11月1日，江总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觉得回答美方事先通过电子邮件收集的问题不过瘾，临时决定接受记者的现场提问。这时，一位美国记者问江总对演讲大厅外抗议人群的口号声作何感想，江总说：“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是我的耳朵还很好，我刚才演讲的时候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外面抗议的声音，我想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江突然提高声调）我的声音要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第二天，西方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江总这最后一句话上。

一年以后，1998年6月29日，克总在北京大学演讲。现场一位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问：“我们的国家主席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遭遇了抗议示威，今天您在这里作客，如果也允许向您抗议示威的话，您会作何感想？”克总说：“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到抗议者中间去，听取他们的想法，事实上，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经常遭到人们的抗议。”结果，当天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这一问一答均只字未提。

在中国领导人中，江总以多才多艺、长袖善舞而著称，其模仿方言的能力更是无人出其右，几乎见什么人就能说什么话。如此擅于沟通的国家元首，在西方媒体面前也力有不逮，一次是在哈佛大学，一次是在华莱士面前，估计这两次江总都非常不爽，否则不会有后来在香港记者面前动怒时还要拿华莱士说事儿。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翻出陈年旧账，只是想说，10年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没有学会怎样与外部世界交流、怎样听取不同的声音，那么，在中国社会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对外沟通、树立国家形象方面也有所进步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14事件以来的政府表现。

2008 年3月18日，温总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字斟句酌地说，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拉萨314打砸抢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这就更加暴露了达赖集团一贯标榜的‘不追求独立、和平对话’是一片谎言。伪善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对温总的话，外电的报道通常是，“中国政府将拉萨暴乱归罪于达赖”，但，紧接着总要加上一句――“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it has provided little or no direct evidence）。同样，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通报在拉萨寺庙中发现武器弹药的情况之后，西方媒体仍然认为中国政府提供的事实并非指控达赖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在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美国，要想说服公众“藏有武器弹药”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实在不太容易。

我们再来看看达赖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同一天，就在温总的记者见面会后，达赖就在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用一贯平静的语气，说自己一贯主张和平、不谋求西藏独立、从来不主张抵制奥运、没有组织策划西藏的暴力活动，如果西藏的暴力冲突恶化，他就要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里的职务。十天以后，3月28日，达赖又在致全球华人的公开信里“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

先是用辞职表明自己“清白”，然后用公开信的方式向“汉族同胞”表明心迹，最后是要求通过第三方查明真相。这就是达赖的危机公关策略——这样说，也许还并不准确，更准确地说，达赖及其身边的团队对运用这样的策略早已烂熟于心，甚至根本已经成为达赖的处世方式，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他的“习惯性思维”。正是靠对西方媒体的运作规律和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洞察，也许还要加上自身适度地调整，达赖与西方政府、媒体、公众相互作用，从一个过去与西方民主概念背道而驰的“政教合一”的农奴主“达赖”，成功转型为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极富人格魅力的流亡宗教领袖“新达赖”。从此，西方社会对达赖形成了高度统一的认同，“那就是达赖喇嘛在为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一直呼吁以宽容和相互尊重为基础，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给达赖的颁奖词）。在314事件发生后第一周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达赖，并配有长篇专访，内容当然完全有利于达赖；今年五月，《时代》周刊揭晓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达赖位列第一，胡锦涛第六、布什第七（位于第二到第五位的是普京、 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

凡此种种，并不是要说明达赖真的就是西方媒体中的“达赖”，而只是想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达赖”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论这种形象是否合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要“诋毁”这样的形象绝对不是简单的指控就可以奏效的。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指控达赖，又不能马上拿出令西方社会信服的证据，其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达赖及其团队成功化解危机，直面指控，直面公众，其运用策略娴熟得当，已成“习惯性思维”。而中国政府在处理314事件时，也是在“习惯性思维”的惯性下决策的：习惯性地阻止外国记者进入，习惯性地试图控制国内外舆论，习惯性地运用批判语言指控达赖集团，在西方媒体一致“歪曲真相”的情况下，又习惯性地组织媒体报道。其进退失据，堪比闭关锁国时的中国。

尽管从常理也可以推论得知，中国政府方面不可能在“两会”刚刚结束、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故意挑起事端，更不可能在拉萨发生骚乱时故意激化矛盾、扩大事端，相反，这一刻恰恰是政府在民族矛盾方面最最克制的时候（中国太需要奥运了），因此，如果在面对外部世界采取策略得当，314事件有可能成为一次向西方社会展示藏独极端分子暴行、揭示达赖集团内部权力和诉求分化、甚至逼迫西方在藏独和反恐之间作出选择的最佳时机（当然，可能同时暴露现有的一些民族矛盾），然而，这样的机会就在我们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中丧失了。也许此次政府在应对314骚乱时已经非常克制、忍让甚至迟缓，但西方媒体仍然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一边倒地妖魔化中国的舆论导向。这种在“习惯性思维” 指导下的决策，损害了公共利益，妨碍了国际社会了解事实真相，与后来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波折直接相关，但正因为这样的决策符合“惯例”，所以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证据的缺失、真相的虚位，成为我们在314拉萨事件中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致命伤。我注意到，《财经》主编胡舒立在4月28日发表的《奥运火炬、家乐福和汉藏团结》一文中，含蓄地写道：“中国政府反复�
��明，‘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一事件经过了有组织的精心策划。这些证据可继续公之于众，而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入的调查，将有利于阐明真相，鉴往知来。”此时距温总讲话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尽管此间也有很多人认为禁止外国媒体采访有利于政府控制局面，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停留在信息封闭年代的陈旧思维，这种以为政府可以控制舆论的僵化思维，最终损害的正是政府公信力和国家形象，而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不胜枚举。

达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这不是什么秘密，跟达赖打了几十年交道、自2002年以来代表中央政府与他的代表谈判了6次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是策略地、理性地、有针对性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是用“充满谎言”、“铁证如山”、“一小撮”、“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样的字眼去攻击一个在西方公众眼中“公信力”明显高于我们的人，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引号中皆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用语，并非摘自文革用语）。如果1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只能用“达赖：人面兽心的豺狼”（3月21日《西藏日报》评论标题，注意，是2008年，不是1968年）这样的说辞来泄愤，最终能取信于谁呢？

说到上述引号中外交部发言人的语汇，实在让人不吐不快。一个图谋和平崛起的大国，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以文字为文化精髓的国家，其外交语言竟如此贫乏，而背后透露出来的战斗逻辑和冷冷杀机，让人不免绝望。说到这里，且容我讲另外一则旧闻。

2005 年某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用了这样的话：“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图片总监贺延光看到以后立刻提出批评，认为 “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这一批评得到中青报大多数人的认同，评论部主任李方甚至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详见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的信》，2005年8月15日）

我在想，如果“姜瑜”（非指其本人）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她的答记者问就是发表在该报的评论，贺延光毫无疑问会批评吧，我感兴趣的是，李方会怎么说呢？

可惜李方已经不在中青报了。

这一次的爱国，非同寻常。

19年前的春夏之交，也是人人争谈国事，政界学界的精英、大学生、社会各界、海内外华人，在 “反腐败、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面前空前团结，游行、请愿、募捐、静坐、下跪、对话、罢课、绝食乃至牺牲，为表达民意，穷尽一切可能；而这次，“海内外华人在圣火面前空前团结”（法国《欧洲时报》4月12日评论），游行、集会、驳斥、起诉、网上发动签名、攻击、封杀、红海洋和飞腿反藏独、反辱华、反 CNN、反家乐福、反王千源，其齐心协力，积极踊跃，不逊当年。

唯一的不同在于，那次的矛头一致对内，这次则是一致对外。

有意思的是，过去有两种非常有力的声音在这次的爱国行动中受到了明显的抑制。一种是过去常常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声音，另一种是，与前者相关联的，以一些民主国家媒体为标杆的、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诉求的、要求“新闻自由”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在过去的19年里虽然势单力薄、收效甚微，但因其理性、客观、与国际接轨，且“屡败屡战”，因而始终占领爱国阵营的“道德高地”。但在这一次大规模的爱国行动中，这两种声音几近失语。偶尔发声的，也难逃“泼粪”厄运。

原来，时过境迁。

别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爱国”的名义行事，但声势已呈天壤之别。那边厢还在苦口婆心地咬文嚼字、希望以理服人，这边厢已经是喊声震天不由分说——爱国就在MSN上挂出滴血红心，不爱国，就骂你是“Lier （骗子）”，不需解释、不容争辩，扼要痛快；那边厢还苦苦挣扎于“爱之深、责之切”的矛盾之中，这边厢已经抵制家乐福、起诉CNN、威胁杀“汉奸”全家，比CCTV还要CCTV；那边厢还沉浸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为民代言的悲壮感里，这边厢早已通过短信、帖子“网聚人的力量”，用人海战术、红海洋战术，求东风压倒西风，以暴易暴，以牙还牙。

如果只是用“愤青”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次爱国行动的主体，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此次爱国行动主体的更完备的资料，很难对这一人群作出更准确的描述。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下的民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声音会走强，甚至在未来的民意表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相应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为国际社会重视，那种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尤其是检讨中国自身问题的空间不是越来越大，反而有可能越来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的声音和空间在未来受到进一步地抑制，其原因可能不完全在于当权者的打压，而是更多地来自于民众情绪的转向。更进一步说，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泰然面对外部世界的健康心态，相反，在某些狭隘的民族情绪引导下，很多人还可能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对外界的批评变得异常敏感，并作出过度反应。在这种情绪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过去那些以理性、客观、独立见长的“知识精英”变得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批评政府，必然招来为洋人张目的指控；批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招致“不爱国”的骂名。于是，“批评者”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加入“新爱国阵营”，否则只能被“民意”抛弃，郁郁而终。

今天，持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人应该扪心自问，有没有做好长期当“少数派”的心理准备。希望代言民意的精英为大众所抛弃，当然是悲剧。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在爱国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不爱国的权利。

当然，同样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中国与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再分开了。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无法决定我们的未来，但却分明告诉我们已经无法回头。因此，爱国的最终指向，不应该是与外部世界的割裂，而是要形成坦然面对外部世界的健康心态，学会与外部世界如何相处，而不是敌对，这需要政府、媒体和民众的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劫持。

这一次，政府一再表明，近期一系列爱国行动，国内的，国外的，网上的，网下的，都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比如我看到有媒体在报道加州学生的爱国行动时说： “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何敏学（Minxue He，译音）说，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只为他们提供五个充气的奥运吉祥物，此外没有别的支持”（《洛杉矶时报》4月26日报道）。

我当然愿意相信政府不会在背后煽动、做那种玩火的傻事，我也愿意相信爱国行动的参与者都有独立行为能力，不必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我也更想看到政府警告过激的、不理智的群体行动有可能加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进而对中国融入世界造成更多的障碍。但是，政府和媒体一致谴责西方舆�
��、一再通过外交途径要求 CNN道歉以及在“抵制家乐福”这样损人害己的事情上明确要求法国政府反思，这一系列逻辑清晰的举动给民众传递的信号应该也不是模糊的。

在面对外界对中国政府“煽动”的指责时，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不起，吴灃老师，只能再次援引记者招待会的说法了）说：“所谓中国驻外使馆是否鼓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我想你们也太低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最近我们也看到在网上有不少中国民众表达了他们对一些西方媒体煽动性的、不客观、不公正报道的愤怒和不满。这不是政府可以煽动的，也用不着政府去煽动，是他们自发的，是这些媒体激起了网民的义愤，我想他们追求的是正义和法制。”（外交部网站，4月8日答记者问，未删减）

稍微理性一点的人都应该承认，网民的“愤怒和不满”，很多都与“正义和法制”不沾边。而外交部发言人选择用“追求正义和法制”这样的字眼来定位义愤填膺的网民，客观上会对网上、网下的爱国行动产生什么影响，我不敢妄自推断。希望有参与爱国行动的网友与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心感受。

其实，正如很多网友都提到的，这次比较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不是不可以理解。一方面，中国已非旧日之中国，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北京奥运前夕，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另一方面，外国媒体在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中的歪曲报道，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因此，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更何况从政府到国内媒体的反应，与民众的内心感受基本一致，行动诉求也基本一致，于是，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找到了依托和庇护――政府需要这种情绪来反击外国舆论的指控，而爱国分子需要某种承诺来保证行为的合法性――而不需要担心像其他有些“爱国”分子那样遭到相反的待遇。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众的情绪容易鼓动，也非常容易转向。我们如果希望这个国家少一些狂热、多一些理性，多一些真正的稳定、和谐和发展，我们就应该务实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沟通渠道，传达民意，宣泄情感，为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解压，而不是加压。

从三月以来发生的一切来看，不仅是整个世界没有做好迎接一个日益强大、日益给世界带来变化的中国的准备，中国也同样没有做好以一个和平崛起、尊重国际社会、负责任、敢承担的国家形象面对世界的准备。我们应该爱这个国家，如果我们没有不爱国的选择的话。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奇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资格狂妄自大。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外部世界好奇、赞赏、批评、嫉妒、冷漠的眼光。我们不仅要勇于承认我们有问题，我们甚至应该热情地邀请别人一起来解决问题――只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接受这样的挑战。有问题不是错，有问题不承认才是错。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加坦然一点，宽容一点，自信一点，甚至可以幽默，可以自嘲，而不是锱铢必较、剑拔弩张。

爱国，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情感的控制；爱国，很难、而不是很简单。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恐怕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好了爱国的准备。

在314拉萨骚乱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以CNN辱华为代表的部分外国媒体歪曲报道拉萨骚乱、误读中国引起的反应最激烈、最持久，也最能反映出当今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的隔阂。

前文曾经提到过，由于CNN和BBC都在此次歪曲报道拉萨事件的外国媒体之列，过去常常以民主国家的媒体为标杆、倡导新闻专业主义和言论自由的人，近来普遍失语。与此相反，国内各大主要媒体一拥而上，以揭批部分外国媒体不实报道为契机，对他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的虚伪性进行了有力地驳斥，教他们“做人不能太CNN”。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曾经被奉为公信力最强的媒体，居然竭尽恶意歪曲之能事；一向被别人当作传声筒的媒体，却义正辞严地教训起CNN和BBC来了。《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刘水明在《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拉萨事件是无知还是偏见》一文中写道：

“翻开西方国家的新闻学著作，几乎每一本都要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大书特书。一些对国际新闻拥有垄断权的西方强势媒体，更是喜欢标榜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体现了‘真正的新闻自由’。然而，西方某些媒体关于拉薩‘3·14’事件的报道，却完全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这不由让人感到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有句话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看来，他们恐怕并非无知，而是偏见使他们有意无视真相，混淆视听。”

我无意为西方媒体辩护，我也同意部分西方媒体的确是说一套、做一套，尤其是在对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有双重标准，且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表现出的“无知和偏见”更甚。但是，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言论自由”仍然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我们的新闻报道仍然要提倡专业主义的标准，追求真实、客观、公正、平衡。

要追求客观、公正，要消除“无知和偏见”，谈何容易。西方媒体没有做到，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呢？

在这里唯一想澄清的，我们在批评“部分西方媒体失实报道”的时候，往往把“西方媒体”当作一个群体来对待，这容易造成“西方媒体”是“一伙”的错觉。实际上，“西方媒体”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归为一类。

比如，仅以美国为例，无论是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五大台（CBS，NBC，ABC，CNN，FOX），还是其他媒体，从来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倾向性，而且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个媒体都竭力保持自己的“个性”，突显与其他媒体的“不同”（CNN 之所以一直让卡佛蒂在节目里对布什和美国政府进行言辞尖刻地讽刺挖苦，实际上也是为在与FOX竞争中挽回颓势而采取的竞争策略之一，尽管收效不大）。

而且，即使是同一家媒体，其发出的声音也是多元的。比如，同样是CNN，今年4月7日，希拉里和奥巴马呼吁布什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晚，从CNN的《焦点访谈》到CNN的《央视论坛》，都在谈论这一话题。两个节目的主持人及演播室现场嘉宾、连线嘉宾的一致意见都是，希拉里和奥巴马此举是为下一轮竞选造势，大家不必当真；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是这么想的话，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入主白宫的准备；布什再傻也不可能听他们俩的，如果布什不参加开幕式的话，无非是为等在中国门外的长长的候补名单上的某一位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席位而已。嘉宾还说，奥运对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人想在这个问题上伤害中国人的情感，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听听看，这也是CNN发出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张国庆在《美国媒体：中美关系的“镜子”》一文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象：“ 在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
种多元化体现在无论是选题、报道风格，还是报道倾向，各大媒体之间都有所差别，而即便在同一媒体内部，各部门之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报道领域，也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一版在说中国好，四版在说中国威胁——这在国人看来会觉得很奇怪，但在美国媒体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其实，不仅是对华报道如此，整个美国的媒体生态都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你可以听黑人的电台一年 365天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现状、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人权斗士的演讲片段，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穆斯林宣讲教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你可以打电话到电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争论你感兴趣的枪支管理的问题。实际上，你有任何不满的情绪，除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投诉以外，你都可以找到可供发泄或发出你的声音的媒体。

至于你的声音有没有人听，有多少人听到，又能产生多少影响，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私营、民营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你的声音要和众多的声音在一起竞争，因此，要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就成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除了你的意见本身有价值外，媒体在公众意见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功能此时就突显出来了。当然，起决定性作用还有“市场”的因素，即你说的话是不是受众爱听的，想听的。你说的再正确，受众不爱听、听不懂，你就没有“市场”。

所以，第一，CNN卡佛蒂的话代表不了美国政府，也代表不了全部的美国人民（卡佛蒂的话的确代表了一批美国人的想法，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发展影响到自己生活的现实），能不能完全代表CNN也要存疑（西方媒体通常把新闻报道与言论分开，新闻报道力求客观平衡，媒体立场主要通过社论反映，不过，有些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第二，既然“市场”在左右媒体，那么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其受众的价值观，有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对另一个群体来说，就是“偏见”。但尽管如此，媒体的多元、意见的多元仍然是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最坚实的基石，正如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一样，多样化的媒体生态、多元化的意见观点虽然不可能揭示全部真相，却是最可能接近真相的一条路径。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对CNN辱华的几种反应。

第一种是海内外华人的示威抗议，包括到亚特兰大CNN总部静坐，要求CNN道歉，这是最容易理解，也是最自然的一种反应，也符合自由表达言论的精神；但这也是最无效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些人不是CNN的收视主体，对CNN的“市场”几乎不构成直接影响，所以CNN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人的感受。

第二种是中国公民、在美华人起诉CNN，这是最符合法制精神的一种做法，最与国际接轨，也最值得赞赏；可是，CNN评论员发表辱华言论不是“反倾销”案，只要对美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美国起诉媒体想获胜的可能性极小。不仅是媒体在美国有护身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历次与媒体有关的诉讼案的判例几乎无一不在重申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言论自由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之为民主国家的生命线，没有了言论自由，没有了舆论监督，没有了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民主就是水中月镜中花。美国的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制，因此，卡佛蒂以及很多人天天骂总统、骂政府都不用担惊受怕，也不会有人起诉他；而中国公民、海外华人起诉CNN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种是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三次要求CNN道歉。如果说中国人起诉CNN，美国人已经觉得不太好理解的话，那么，中国政府要求CNN道歉，很多美国人就非常反感了。道理很简单，美国开国元勋在起草美国宪法的时候，几乎全部的出发点都是考虑如何防止和制约政府滥用权力，美国的政治框架也完全是围绕这一点设计展开的。而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最忌讳的就是政府干涉新闻自由、压制言论。你想想看，他们看到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CNN道歉会产生什么联想呢？ CNN又如何能作出中国政府想要的道歉呢？

韩寒说：“这是一个无权看CNN的国家，这却是一个有权抵制CNN的国家”。这是我看到的对CNN辱华风波最精准的评价。

因此，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确很重要，不要轻易地用“无知和偏见”去评价别人，真诚地沟通，适度地调整，把不同的意见当作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和他人。那种试图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统一一切的想法，才是最大的偏见。我们要的是宽容、理解、尊重而不是狭隘和对抗。如果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每一个人，想要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同一个梦想，就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虽然处于同一个世界，但我们都有不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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