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轶的盛夏厅

转载的。<Watchmen>的书评，电影2009年上映。
“This city is afraid of me, I have seen its true face.”；“这个城市害怕我，因为我见过它的真面目。”－－罗夏

　　原文：http://winteronmars.blogbus.com/logs/8103531.html
　　看完阿兰·摩尔大神的漫画Watchmen，正好是午夜过一分钟。漫画每一话末页上都有的世界末日倒计时，到了最后一话，指针正好也是指着午夜过一分钟。然后就望着那尾页，有点发愣。
　　这个故事我既没有猜中开头，也没有猜中结局。
　　这哪里是“勉强算是好人的人和坏人的争斗”。勉强算是好人的人在哪里？坏人又在哪里？中间的那条界线又在哪里？谁是英雄，谁是反派，谁是救世主，谁是暴君，谁是殉道者，谁是刽子手，谁是和平主义者，谁是战争贩子，到最后无论故事里的人还是作为读者的我们，谁也分不清了。
　　如果要说什么最近似于Watchmen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别说，还真的是张艺谋的英雄。只不过摩尔首先知道所有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的人都是在说谎，所以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然后他把理智上的选择和感情上的选择分开了：良心的声音提供的不一定是正确或者不如说明智的答案，但我们的同情心却往往天然被引向代表着良心的人物；最后他还不忘像罗贯中一样提醒我们，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个黑色的笑话。
　　Watchmen改编的电影明年就上映了，所以尽管我很想长篇大论的讨论漫画的结局，还是决心按捺住。为了尊重这样精彩的结局起见，不能毁掉了没看过这漫画的人将来观影的乐趣。不过话又说回来，电影很可能不会保留漫画那么暗黑的结局。
　　Watchmen 是群像类的漫画，如果一定要说谁是男主角的话，那大概是罗夏（Rorschach）。他的名字和面具设计来源于心理学上的“罗夏墨迹测验”：在一张纸上洒几滴墨水，然后对折，让墨迹在纸上洇开，形成一个对称的图案，让被测试者就图案进行自由联想，从中反映出被测试者的心理状态。Watchmen是没有心理旁白的，所以罗夏的日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说实话他的极右言论在第一页上把我吓了一跳，然后倒回去又重新看了两遍，以防自己是看错了。

　　关于“罗夏”的人格是如何诞生的，第六话有一段他对心理医生的自述（我先胡乱译一下）（注：忍不住查字典重新改了一下）：
　　“……透过人类脂肪燃烧的浓烟望着天空，上帝不在那儿。冰冷的、令人窒息的黑暗永不结束，而我们全都是孤身一人。
　　安于现状的生活，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事去做。并无其他理由。生于虚无，生儿育女，罪孽满身，然后又消失在虚无中。再无其他意义。
　　存在纯属偶然，并无模式可循。如果有，那也是我们凝视太久以后产生的幻视。拯救堕落毫无意义。
　　这个没有方向可言的世界并不是由象征性的善恶力量所塑造的。并不是上帝杀死了那些孩子们。屠杀他们的不是宿命，也不是天命把他们喂给了狗吃。这么做的是我们。只有我们。
　　街道散发着焦臭味。虚空的气息猛吹在心上，把心中的幻想变成了冰，然后再碾碎。
　　我就在那时候重生了，准备把自己的图案印在这个道德一片空白的世界之上。”

????? （注：这里原著还有一段很让我难忘，描述了罗夏描述自己的诞生”It was Kovac who said ‘Mother’ then, muffled under the latex. It was Kovac who closed his eyes. It was Rorschach who opened them again”；是Kovac(罗夏的本名)在面罩下低呼圣母之名，是Kovac闭上了眼睛目不忍视，是罗夏睁开了眼睛）

　　摩尔笔下的一系列目的和手段自相矛盾的无政府主义者兼独行侠，V，罗夏，约翰·康斯坦丁，都写得很不错。其实在几十年如一日订阅极右派报纸的罗夏和看见撒切尔夫人开始演讲就想砸自家电视的约翰·康斯坦丁之间，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差别。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弟。我会说康斯坦丁是兄长，不仅因为他在摩尔笔下比罗夏早诞生一年（1985），也因为两人虽然都是缺乏正常的父辈影响而未能成长为完整人格的孤独症患者，他们却停留在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康斯坦丁终生停留在了苦涩反叛的青春期，而罗夏则停留在了看待事物黑白分明的童年时代。英国人康斯坦丁保持着欧洲人的老于世故和愤世嫉俗，周旋在各方之间玩着权力游戏，力求势力均衡，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让世界永远保持他如此痛恨的原状而已。而美国人罗夏用铁腕在他的世界上维持正义，消灭邪恶，保护弱小，永不妥协，同时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指责他把善恶的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灾难。
　　不过，Watchmen的的确确是一部超级英雄漫画。常见的各种超级英雄类型都种类齐全。唯一的区别是超级英雄漫画的社会、伦理和心理背景按说用不着太过落实，而Watchmen却是把一切都钉是钉卯是卯的往实里写：产生了超级英雄的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超级英雄崇拜和法西斯主义有无关系？超级英雄的存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普通人会对超级英雄有什么样的反应？是爱慕还是恐惧？超级英雄会和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会作为特工被雇用还是作为罪犯被放逐？这些问题的答案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样的变化？超级英雄做久了会对心理有怎样的扭曲？还是说会驱使人充当超级英雄的心理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世界会因为超级英雄的存在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吗？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按阿兰·摩尔这个写法，世界根本就是因他们的存在而更糟了。本来世界末日可能住在世界的另一头，这下可好，它搬到了你隔壁。）
　　如果说超级英雄就是把常人提升到凌驾于常人之上的高度，那么常人的内脏大概是禁不住这样的压强变化的。面具会和下面的皮肤融为一体，没有正常人的肩膀能担得起如此的责任的分量。Watchmen里的超级英雄们丰富多彩的心理疾患足以和一般超级英雄漫画里的大反派们相媲美。那些能承受得起这种压力的非常人，比如Watchmen里唯一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钟表匠的儿子曼哈顿博士，因为他如此超出常人，也就逐渐不再属于人的族类，一步步对人类的命运甚至自由意志失去了兴趣。 在某话里他面临着“世界究竟值不值得拯救”的问题，尽管作者勉强把胜利给了正方，但怎么看怎么写得缺乏说服力。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漫画题目Watchmen的出处了。它来自于一句拉丁诗，翻译成英语就是：Who watches the watchmen？漫画里这句诗有好几次被反对超级英雄的示威者刷在墙上，但每次都没能写完。
　　有点犹豫这句话该怎么翻。从故事里示威者的角度来看，应当是“谁来监视那些监视者？”而从故事里身世悲凉的超级英雄们的角度来看，则是“谁来守望那些守望者？”
　　Watchm
en首先是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我们都需要权威，需要高于我们的力量，如果没有，那我们也要造出来。我们都希望拯救会从天而降。然而拯救我们的力量总是同时又足以毁灭我们。
　　即便拥有权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善意，权威注定不可能被不拥有权威的人们所信任。然而他们的不信任难道不是有最充分的理由的吗？
　　唯一有权利替大多数人下决定的就是上帝。这是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可是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死了。或者离开了。或者失去了兴趣。可是总得有人凌驾在大多数人之上来下那个大多数人下不了的决定，总得有人要来为了救四个人杀掉三个人，于是有的人填补了上帝的位置。
　　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成为神，但反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人。
　　Watchmen 里穿插的“漫画中的漫画”——关于善意如何是通往地狱之路的铺路石的海盗故事Tales of the Black Freighter，正是对这种人的隐喻。当然它首先是对故事里的另一名超级英雄亚德里安·维德的命运的隐喻，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Watchmen 里的所有超级英雄们。不仅仅如此，Black Freighter的故事还像海藻一样和故事主线紧紧缠绕在一起，在出现的每一格里呼应着当时的气氛，呼应着人物的对话和心理。至于为什么是海盗漫画，作者认为在一个超级英雄真实存在的世界里肯定就没有人对超级英雄漫画感兴趣了。刚开始我一度以为这本“书中书”会比故事的主线轻松点，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悲惨的幻灭了。（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摩尔大神捋着长须狂笑道：“你以为海盗故事能让气氛轻松点？你觉得你这种想法符合逻辑吗？灭哈哈哈……”）
　　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监视者/守望者的形象不仅仅象征着超级英雄们，也象征着超级英雄梦想背后的美国，自封为人类自由与正义的守望者的美国——阿兰·摩尔虽然是英国人，但对美国梦的反思自有其深刻的地方。漫画虽然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故事背景是AU化、荒诞化了的冷战时期美国，核大战随时可能一触即发（而在今天我们都知道人还没有疯狂到那个地步），但在今天看来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发切题得可怕。在这个人人都知道X档案和911的世界上，谁会觉得 Watchmen的情节太过疯狂呢？
　　Watchmen也是一个关于幻灭、关于人的自相矛盾的故事。现实远比分明的政治标签要复杂得多，所有人最终都被推往了自己最初理念的反面。故事里的每个人都遭遇过信念颠覆、精神崩溃的一刻：在这样的一刻我们终于领会到世界太过复杂，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或者承受。就像另一个摩尔笔下的人物康斯坦丁说的：每个人都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这不过是个早晚的问题。然而魔鬼并不存在，魔鬼只是我们自己。干预还是不干预？面对“恶”而无所作为令我们与“恶” 无异，可是就像尼采所说，杀死魔鬼的人自己也会变成魔鬼。有时候或许只有选择死亡才能避免失去灵魂，可是到了那一步的人，其实早就没有灵魂可失去了。这中间只不过是以主动还是被动的方式失去灵魂的区别。丹麦王子说世界是一所监狱，而我们知道他是被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所囚禁，永远被囚于下决定前的那一刻。
　　当然，Watchmen这条黑暗长街上还是有一两盏没坏掉的橙色路灯的，就算它们一无例外的在故事结束之前被作者大神打坏了。第一代夜枭的自传那带有淡淡自嘲的温和笔调。心理医生马尔科姆·朗相信在世界末日的前夕人更应当互助。某个时刻罗夏握住了他的前任搭档丹（第二代夜枭）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承认自己有点yy这一幕，因为同一个动作在几话前被用来暗示丹对后来成为他女友的劳莉的爱慕，而且 Watchmen的第一代超级英雄里七个人有三个是同性恋者（当然，其中没有一个人的故事是能让人松口气的），第二代却一个都没有，这比例未免有点失常。不过我下不了这个手，不仅因为我喜欢丹的女友劳莉，不仅因为身为妓女的儿子的罗夏是由童年创伤造成性冷淡的典型病例，也因为这一握是他在整个故事里给予和得到的唯一温暖，且温暖得如此直截和天真。
　　到头来，其实这个世界最寒心和最暖人的地方根本是一回事：那就是生命总是要延续，就算是以背叛死者为代价。
　　眼前又滑过Watchmen那一格格漂亮的电影分镜式画面，几乎每一话都会屡屡出现一样日常物品的特写，而它也成为贯穿全话和这一话主人公故事的象征：
　　鲜血溅上圆形的黄色笑脸标志。
　　手表的无数齿轮机轴纷纷跌落。
　　雪景球里吹起慢镜头的暴风雪。
　　透明的液体从倾倒的廉价香水瓶里溢出来。瓶身上的N是代表了怀旧（nostalgia），还是核力量（nuclear）？
　　一切结束的时候，风雪中罗夏揭下面具，他脸上纵横的泪水。
　　这一刻似曾相识。
　　如果说世界是一所监狱，那么谁来看守那些看守人？谁来守望那些守望者？
　　仍然没有答案。
　　也许没有答案最好。我们不知道答案，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绝望和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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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动其实是文化的自然产物，就像中国的父母都对自己的儿女有着望子成龙的热望一样，这是一条经过无数次实践的道路，它的可行性、合理性、长远性早就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在中国，最大的反例是中国著名水乡苏南周庄的沈万山，因为资助朱元璋反而被朱元璋流放。而中国，还没有哪个经济组织能够拥有数百年的生命力，在改朝换代中规然不动。中国并不缺少有勇气尝试的人，也不缺少有能力做慈善的人，只是文化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太多。

转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2a768d52b52d7b10

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英国BBC电视节目访问时表示，他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子女。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的关注比在美国还大，我看见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话里话外透着的意思“你看看人家”。

确实比尔?盖茨的举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扎眼的，放着世界首富不做，非要做个无产阶级，而且连自己子女都不照顾，这是什么样的情怀？可这在美国并不算很大的新闻，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美国的新闻，讨论还没有中国多呢。

原因很简单，这种事情在美国见怪不怪了，很多在发家史上被称作强盗的企业家，出于虚荣心，晚年都会把钱捐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这既是避免自己的子女陷入堕落，也符合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而且资本家们只有靠这个才能名垂青史，今天老福特、洛克菲勒、卡耐基到底是干什么的，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了，可提起他们的基金会却是赫赫有名，在美国那几百年历史上，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成立基金会者称焉。在美国倒是希尔顿家族的继承人，希尔顿小姐，今天走光，明天磕药的放浪形骸更有新闻价值，让大家看热闹，谁叫你做守财奴，报应吧。

所以比尔盖茨把钱都捐了，在我看来，本身毫不奇怪，一般的大款，在鱼缸里养几条金龙鱼就算牛掰了，人家在家里的鱼缸里养一条鲸鲨。玩到这个份上，从个人消费来说，他已经不需要什么钱了，不捐了难道天天数着玩儿么？

让我觉得有些意思的，倒是比尔盖茨非常保守的、传统的、毫无新意的捐款方式——成立一个基金会。他绝对是一个有想像力和创性精神的人，作为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有很多花钱的方法。

如果他想满足权力欲，比如在太平洋上买下一个岛，命名为比尔盖茨共和国，自己当国王，再组织一个游说集团，说服联合国接纳其成为成员国，并实践比尔盖茨特色的治国理念。

如果赶时髦，他可以向中国一些企业家学习，组织一个墨西哥生态协会，拉一批人，去墨西哥沙漠种树，让墨西哥沙漠披上绿装，这可以防止墨西哥的风沙刮到美国，而且当地政府也会非常支持。

以他的财力，如果为了表现爱心，他可以从世界各地至少收养10万个孤儿，让他们都接受最好的教育，十万个人都喊他爸爸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如果他热爱体育事业，他还可以把钱都捐给中国男子足球队，看砸上500亿能不能让中国足球队打进下一界世界杯四强，那样全中国的球迷都会为他欢呼，也是很拉风的事情。

而他却选择了在美国最没有创意的一种方式，成立一个拨款型的私募基金会，这样一个规模的公益基金会必然会聘请公益领域的专业人士来打理，用来资助有助于公益的社会力量，集中社会的思想来考虑金钱如何运用最能符合社会的福祉。这个基金未来必然超出他自己的控制，就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组织，今天的运作已经和福特家族的成员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安排说明比尔盖茨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他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最善于挣钱的人，未必是最善于花钱的人，而这个道理就是西方国家民间公益力量得以发育的基石。

在这次地震后，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大笔捐款了，有些人还给政府捐钱，不难想像未来中国也会有像比尔盖茨那样把自己身家财产都捐了的企业家，他们恐怕有很多迫切要实现的心愿。但也许大多数人学会比尔盖茨对待财富的理性和谦卑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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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很有用，我经常会在工作中感到绝望，觉得自己的技术水平太差，觉得做的事情让人不满意。在HW的时候觉得工作太无聊，在SALIRA以后觉得太轻松；在这里觉得工作太难。这些都不是换工作所能改变的。

转自：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542174。

悲慘工作的三個徵兆
EMBA雜誌

從小，看著自己的父親每天拖著沈重的步伐去工作，知名作家藍西歐尼（Patrick Lencioni）就開始苦思，工作為什麼要如此悲慘？這一路走來，藍西歐尼體會到很多人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工作，卻無法實踐自我，也挫折連連。再長大一些，藍西歐尼了解到，痛苦工作對個人與社會都是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開始想要探究這個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藍西歐尼的新書「悲慘工作三徵兆」（The Three Signs of a Miserable Job）在今年八月出版，分享他多年來的觀察。

悲慘工作的三個徵兆

從小，看著自己的父親每天拖著沈重的步伐去工作，知名作家藍西歐尼（Patrick Lencioni）就開始苦思，工作為什麼要如此悲慘？這一路走來，藍西歐尼體會到很多人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工作，卻無法實踐自我，也挫折連連。再長大一些，藍西歐尼了解到，痛苦工作對個人與社會都是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開始想要探究這個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藍西歐尼的新書「悲慘工作三徵兆」（The Three Signs of a Miserable Job）在今年八月出版，分享他多年來的觀察。

藍西歐尼首先澄清，悲慘工作與壞工作之間是有區別的。壞工作依人而定，某個人夢想的工作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惡夢。但是，悲慘工作就放諸四海皆準了。悲慘工作讓一個人晚上回到家時，深感挫折，並變成一個憤世嫉俗的人。這樣的工作耗盡一個人的精力、熱情與自尊。悲慘工作不侷限在某個層級，專業運動選手、執行長覺得工作悲慘的程度，有時並不比一個清潔人員或速食店店員來得低。根據蓋洛普的調查，有高達七七％的人討厭自己的工作。

人為什麼會討厭工作？其解決方法又是什麼？根據藍西歐尼的研究發現，悲慘工作的成因與解藥都落在直屬主管身上。許多企業也發現，員工與其直屬主管的關係，是員工工作滿意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員工的薪資很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有自主權，但如果主管無法提供他工作所需，他依然會覺得不滿足。

那麼，你的工作是不是悲慘工作？它有三個徵兆：

1.無名（anonymity）。這是員工的感覺。當員工感到主管對他不感興趣，一點都不想了解他的生活、興趣與企圖時，員工就會產生這種無名之感。

2.無關（irrelevance）。當員工工作中感覺不到對別人的生活產生影響時，就會感到自己無關緊要。每名員工都需要知道，他的工作對他人，也許是顧客、同事或主管等，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3.無可測（immeasurement）。指的是員工無法衡量自己的貢獻或工作的好壞。他們需要主管給予主觀意見。

既然主管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為什麼很多主管做不好？原因在於，少有主管真正對人有興趣。他們不知道他們需要告訴員工所做的事的確對某些人產生了影響。另外，主管會覺得自己太忙，忘了他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提供員工工作所需。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並不想介入員工的工作太多。

如果，你發現自己就身處悲慘工作時，怎麼辦？你可以先衡量自己的主管，是不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事實是，有許多主管也希望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儘管他們表現出來沒興趣的樣子。

悲慘工作的員工也可以協助主管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與主管的關係很好，就容易解決了。你可以直接對主管說：「嘿，你知道嗎？如果你多了解我一點，知道我對什麼事情最感振奮，這對我很重要。」

有時候，你也可以反客為主，主動表示對主管的生活感興趣，主管也會開始以相同的方式對待你。不過，當你了解你的主管真的對人一點都不感興趣時，也許就是你換工作的時候到了。

「本文原載於11月號ＥＭＢＡ雜誌，ＥＭＢＡ網址為www.emb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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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是转载来的，看的爱不释手。用数学方法来分析问题，是我最喜欢的，自己也经常鼓捣一下。讨论的问题又是我一直在关注的，可以说受益不浅。

原文地址：http://www.wangyixin.com/2008/05/donation-amount-and-public-response.html

????? 很没营养的题目，但是内容却有点来头。事情的起因是我前两天与东东枪同学讨论目前对于赈灾捐款的一些回应的声音，我们的论点是不该歧视少捐、不捐款的人和企业，连带着也反对攀比捐款数额。当时只是在MSN上聊天，很多问题没有深思，幸好有这个机会，被点名做命题作文^^ ，再深入想一下这个事情。东东枪同学总结了一下上次讨论中没有深入的问题：

1. 少捐不该批评，但是，反过来说呢，多捐也不该多表扬？
2. 经济水平或观念不同的个人，当然可以对捐款持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动。但经济实力相对公开、且并非个人、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假设，两家同样有钱的大公司，一个多捐，一个少捐，是否证明他们自己认定的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轻重不一？
3. 人民有无批评的权利？哪怕是错误的批评？
4. 作为被捐助的一方，确实不该批评捐助方，无论多少。因为确实不厚道。可是，旁观的人民群众，有否义愤填膺的自由？
5. 跟第一个话题有关：捐款排行榜，是否可以看作，鼓励多捐。而不是歧视少捐。如果这样的话，捐款排行有什么不对？
6. 孔子的那个故事，确实没考虑到子贡这个人的特殊性，他不是没钱的普通人，而是公众视野中的有钱人。是一头公众人物。事实上，确实不会有人以对他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因为无力效仿高标准的无条件的善举，而导致大家都不做善事。

我想了想，以上的问题大概可以归为三件事：一是企业和个人如何定位自己的捐款数额，即捐多捐少甚至不捐的问题；二是社会应该如何回应这些不同额度的捐款，即多表扬、少表扬甚至愤怒和歧视的问题；由这两件事又引申出第三件事，即第一点和第二点如何互动、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这篇文章，就写下来试图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对慈善事业的了解仅限皮毛，恐怕疏漏之处甚多，仅作为个人意见抛砖引玉。不管最后的结论倾向是如何，只要我们都来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二分和量化，或是粗暴的压上“道德”的帽子，就已经非常好了。真的。

我尽量不考虑道德水准这种无法衡量的东西，而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目前关于赈灾捐款的舆论如何，大家也都知道，毋庸赘言。问题是，对于这样的舆论，捐款方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种舆论真的能提高捐款的效率吗？

一、企业和个人如何定位自己的捐款数额

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和个人的动机大概可分为三种：纯粹的公关行为；公关目的与道德相结合的行为；纯粹的道德行为。动机不同，行为自然也会不一样。

纯粹的公关行为主要会以投入与回报作为度量，例如用什么样的方式、投入多少才能获得最大的公关效果。在这种动机下，捐款人会非常关注社会舆论对于自己捐款的反应。如果预期到自己的捐款不足以引起关注、甚至会引起负面效应，捐款人很可能会提高捐款数额或修正捐助方式，直到获得自己期望的舆论反应为止。这种感觉有点像竞价买报纸头条，出了最高的价钱或者用了独特的方式，自然就会获得舆论的关注；但是如果因为钱不够只能沦落到末版的豆腐块，就反而成了笑柄。在这种动机下，如果捐款人的预算不足以获得期望的反应，就好比想买一件东西但是没带够钱一样，结果就很可能是干脆不要付钱，放过这次公关的机会。

如果捐赠的动机是公关目的与道德相结合的方式，那么结果会与上一种情况有所不同。捐款人并不是单纯的考虑投资回报，那么即使预期到自己的捐款并不会获得期望的口碑回应，也会出于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进行捐款。在这种动机下，捐款人会将投资回报与道德责任混合起来进行度量，一方面是捐助的数额会带来什么样的公关效应，一方面是捐助数额能否达到自我的心理平衡，而最终的捐款额度会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考虑，即捐款人确定自己的捐款会带来正面的回应（未必是最佳回应）、并且心里为这个数额感到平衡。如果这两个条件有一条不满足，都会导致捐款人修改捐款数额，直到满足两个条件为止。

最后，如果捐款是处于纯粹的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目的，那么捐款人捐赠的数额就会是自我认定的达到心理平衡的数额。

二、捐赠动机与社会回应如何互动

把这一条提到第二点来，是因为不先说明这个互动机制，就无法探讨社会舆论如何才能促进捐赠而不是妨碍捐赠。

社会舆论对于捐款的反应，无非是三种：正面的，负面的，和中性的。这里，中性的指无所谓的态度，即捐款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是一半正面一半负面的态度，那么在本文中将其归到负面反应去——毕竟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都不会把一半支持者一半反对者的状况视为好事。另外，现在确实有很多以引起争议为目的的营销手段，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下场通常是企业形象遭到破坏，所以还是归为负面更为适合。

接下来讨论决定捐赠数额的因素与舆论反应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互动关系并不相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捐款人是否可以通过追加捐款来引导社会舆论。

（1）如果捐款人可以通过追加捐款来引导社会舆论。

这个条件包含两种含义，首先，捐款人有能力追加捐款；其次，社会舆论会随着捐款人累加捐赠数额而改变。这两个含义有一条不符，则将归为情况（2）。

对于纯粹公关动机的捐款人来说，这是最有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该捐款人会试探性的进行少量捐助，然后根据社会舆论是否达到自己的预期而决定是否追加。强烈的、超出捐款人预期的社会正面回应会导致捐款人停止追加捐款；而低于捐款人预期、或负面和中性的回应则会促使捐款人追加捐款。

对于混合型动机的捐款人来说，正面的社会反应，无论强烈与否则很可能对捐款人的影响不大，因为这类捐款人的公关动机并不像上一类人那么强烈。但是这类捐款人为了保证公关安全，也会采取逐步追加捐款的方式。至于心理方面的互动则很复杂，追加捐款和逆反心理都是可能的后果（详见下段），但是幸好这类捐款人并不会完全由情绪行事，因此追加捐款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纯心理平衡的捐款人，正面和中性的社会反应对于捐款人的作用不大；而负面的反应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捐款人的心态究竟会起怎样的变化？我的看法是，负面舆论对于这类捐款人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捐款人或者会为心中的负疚感追加捐款，但也可能会因为好心没好报而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影响他以后的捐赠行为�
��因为这类捐款人不受经济利益的理性思考影响；而纯心理变动是极难控制的。这类捐款人的捐款方式不好推测。

（2）如果捐款人不能通过追加捐款来引导社会舆论

这里又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捐款人财力有限不能追加、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必须将捐款一次性付出；二是社会舆论并不会因为追加的捐款而改变。只要满足其中一条，都应该列入这种情况加以考虑。

对于纯粹公关型的捐款人，这种条件下捐款与赌博无异，他们为是否参与这场公关赌博而踌躇。如果他们不是第一个捐款人，而是已经有参考对象的话，那就等于社会对他们的捐款数额已经作出预期，并将根据他们的捐款是否符合社会预期而给予舆论回报。问题是，捐款人也很清楚这个游戏规则。这样，结论就很清楚了：如果自己能拿出超出或等于社会预期的数额，则捐赠；如果拿不出，就干脆不捐，以避免公关失败。如果他们是第一个捐款人，那么又要冒另一种风险——连公关价格都不知道。尤为理性的捐款人会考虑推迟捐款，看看社会对“吃螃蟹者”的反应，确定了价格再说——当然，这又成了另外一场赌博。

混合型动机的捐款人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由于他们身负一部分心理道德压力，不会完全按公关效果做决定；但是至少负面的效果是捐款人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因此正面、甚至中性的舆论反应都不会对捐款人造成太大影响。但是一旦捐款人拿不出舆论期望的数额，并且拿不到数额就会引起负面后果，那么他很可能会作出不捐款的决定。同时，这些捐款者也会考虑推迟捐款，让别人先试试水。

最后，对于纯心理动机的捐款人，仍然很难判断社会舆论究竟会对他们起到怎样的作用。他们与前两类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因公关风险而考虑推迟捐款。

三、不同的社会舆论对于捐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先整理一下第二节的分析，形成下表，其中黄色高亮的部分是我们不期望看到的负面后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负面的社会舆论对于捐款效率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 中性的社会舆论仅对条件1下的纯公关动机捐款人有促进作用，其它情况下很可能有破坏作用
• 正面的社会舆论会让条件1下的公关动机捐款人停止捐更多，但是在其它情况下都会促进捐款

另外，如果要判断一下我们的社会舆论提供了哪种条件，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二种。一是在现实中，如果捐款人试探性捐款并逐渐增加，恐怕只会招来更大的骂名；二是我们的注意力有限，除了百度给自己留下活口说是“至今已捐款XXX”以外，恐怕很少有人会关注各个企业的逐步累计的过程；三是，舆论是有惯性的，某人捐100块被骂、然后追加50块被少骂、然后再追加50块不被骂、然后追加100块终于获得社会的赞扬——这种假设仅存在于理论中，捐款人有追加捐款的能力，但是我个人不相信目前我们有迅速反思并修正舆论的能力。

处于第2种条件下，那么负面、中性的社会舆论都不利于提高捐款效率。对于捐款给予正面评价，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所以，对于捐款，无论多少，都不应该给予负面的舆论反应、甚至中性的、无所谓的态度也会降低捐款人的热情——对于怀有公关动机的捐款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对一分钱的捐款也应该感谢”。

四、关于捐款排名和舆论标价

（1）捐款排名和舆论标价是两件事。

比方说百度列出了捐款100万以上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确实是按照捐款数额客观排列的；但是，我们的舆论标价真的完全按照捐款数额进行了么？

舆论在评价捐款人的时候，在排行榜之外加上了一个主观因素：这个捐款人“应该”捐多少。我们的舆论的价格，其实并没有按照捐款数额来进行，而是在评价这个捐款人的捐赠数额是否符合我们对他的预期出价——然后按照实际数额和我们预期数额是否相符，给予相应的舆论回报。捐款排行榜，只是为舆论标价行为提供了数据而已。所以，单说捐款排行榜，其实无所谓好坏，毕竟这是很客观的东西；但是社会舆论使用这个排行榜的方式，我实在是不能认同。

（2）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舆论标价这件事是否正确？

细想一下，那种强调舆论标价会促进捐赠的论调，其实是架设在两个隐藏的前提之上：

• 一是假设了社会能够正确衡量捐款人“应该”捐赠的数额
• 二是假设了社会可以准确的根据预期实现程度对捐款人给予合适的舆论回报

如果这两个假设有一条不成立，我们都无法认定舆论标价会促进捐赠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这两个假设成立吗？既然明摆着不成立，那么舆论标价有多少促进作用，又会有多少破坏作用？

舆论标价的游戏规则，社会知道，捐赠人也知道。如果明知道自己的捐款会引起众怒，那捐赠人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如果这一次，捐赠人是因为“猜错了社会预期的价格”导致自己狼狈不堪，那么下一次捐款的时候，他们会第一时间就捐款吗？如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社会期望的数额，他们还会捐款吗？

无论是从哪方面的分析来看，对于捐款的中性、负面的反应都是弊大于利的。

（3）说完了“正面”和“负面”，再来说一下“多表扬”和“少表扬”。

我个人认为，“多表扬”和“少表扬”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我们的主观动机。说它是客观的必然的，是因为报纸头条是稀缺资源，网站主页是稀缺资源，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也是稀缺资源。我不知道具体能容纳的数额是多少，但是很明显以媒体资源和受众的注意力来说，无法让一万个捐赠者都获得同样的传播机会。

假设我们可以容下100个传播名额，那么这100个名额，谁上谁下呢？捐赠数额是个客观且容易采纳的衡量标准，另外，别出心裁的捐赠方式也会吸引人的注意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捐赠最多的人获得了最广泛的关注，即“多表扬”；捐赠数额比较少的则得到有限的关注甚至默默无闻，即“少表扬”。这是个必然结果，我并不反对，前述的公关动机的捐赠者分析也以此为基础。

（4）反对”多感激“或者”少感激“

个人观点，”多表扬“和”少表扬“跟资源稀缺有关，但是人心不是稀缺的。我们或许会记住某些捐赠人，记不住某些捐赠人，但是不能感谢某些捐赠人、不感谢某些捐赠人，或者”多感谢“某些捐赠人、”少感谢“某些捐赠人。因为我们的心并不是有限的空间，没有任何理由把捐赠人由上到下分出三六九等。如果我们的感谢可以排名，那么是不是捐赠人也可以按照收到的感谢进行捐赠——多感谢的多捐，少感谢的少捐？如果我们不希望被这样对待，那么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

在人的心里，应该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都站在一个平面，接受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

总结一
下，无论如何，对于所有捐款都应该持正面的态度。至于传播力度，那是资源稀缺导致的必然后果，不需要我们操心。那些自以为“批评可以促进捐款”的论调，隐藏了太多未必成立的假设前提，其中之一就是“批评一定会使当事人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个前提错到什么程度，在管理学中有很多论述，也不用多说。

五、回答一下文章开头的六个问题：

1.少捐不该批评，但是，反过来说呢，多捐也不该多表扬？

答：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2. 经济水平或观念不同的个人，当然可以对捐款持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动。但经济实力相对公开、且并非个人、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假设，两家同样有钱的大公司，一个多捐，一个少捐，是否证明他们自己认定的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轻重不一？

答：都是有钱的大公司，究竟为什么多捐、为什么少捐，社会责任感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捐的不好不等同于缺乏社会责任感。企业少捐或不捐会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对于很多外企来说，中国区的预算是由国外的总部层层批复的，从年初就已经定好；总部要对股东负责，要对全世界的雇员负责，未必一定要对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负责。如果某企业的外国股东拒绝大额支援中国的灾区，由中国的分部从原本计划好的预算中苦苦砍下来捐给灾区，那么能说明中国区的分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吗？这个不是假设，我现在就知道两个这样的案例。

另外，企业的“philanthropy”行为，与“charity”行为本来就不一样。企业的慈善行为是受公关动机推动的，在从事慈善行为的时候就会考虑公关回报。在目前这种舆论压力下，很多企业明明知道自己未必获得合适的舆论回报，却仍然进行了慈善行为，这反而恰好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但是如果舆论导向总是这样，那么有多少企业可以坚持下来，我倒是很怀疑。

3. 人民有无批评的权利？哪怕是错误的批评？

答：有。有。我们只能辩论和说服，不能强制让别人不说话。

4. 作为被捐助的一方，确实不该批评捐助方，无论多少。因为确实不厚道。可是，旁观的人民群众，有否义愤填膺的自由？

答：有。理由同上。虽然情感发泄是一回事，实际后果是另一回事。

5. 跟第一个话题有关：捐款排行榜，是否可以看作，鼓励多捐。而不是歧视少捐。如果这样的话，捐款排行有什么不对？

答：这个分析请看第四节。捐款排行没什么不对，问题是舆论利用这种排行的方式。当前的舆论导向，真的做到了“鼓励多捐、歧视少捐”了吗？

6.孔子的那个故事，确实没考虑到子贡这个人的特殊性，他不是没钱的普通人，而是公众视野中的有钱人。是一头公众人物。事实上，确实不会有人以对他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因为无力效仿高标准的无条件的善举，而导致大家都不做善事。

答：这件事的关键是，子贡拒收回报是否会导致别人不做好事。要证明“会打消别人做好事的积极性”，那只要有一个案列，就足以证明子贡的做法不妥；要证明“不会”，则要证明全国的人都不受影响才行——证明难度可要大得多。

这个证明难度，正是风险的反映。有可能别人不会把子贡当作参照，但是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都无法规避子贡一事影响他人积极性的可能。所以本题最后一句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这个故事里，政府公布的标准是“做好事应该获得回报”，而不是“有钱人做好事如何”或者“没钱人做好事如何”。政府的目的是促进做好事的行为，如果另设一套标准，表面上在节省资金，实际上在歪曲政府的目的，反而降低了此次活动的效率。

另外，“不求回报”很明显对于促进做好事毫无帮助——且不说有没有负面作用。所以无论怎么看，子贡都应该收下这个回报——收下没有坏处，不收则可能带
来风险，那么为什么不收呢？也可能别人并不会照抄子贡这个有钱人的行为，但是这是“可能”，孔子力图避免这个风险，希望促进人人都做好事，这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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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时候，一句东西方文化差异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变成了事实上的万金油，但是真的要举例说明，却是很琐碎很没有说服力。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本来也无需看别人的脸色，奈何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闭关锁国已经被证明了不可行。既然非要打交道，又不学得滑头一点，那就会变得很被动。

看到一篇不错的文章，转载一下：

转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5d62246a8941289b

先说点旧闻吧。

1997年11月1日，江总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觉得回答美方事先通过电子邮件收集的问题不过瘾，临时决定接受记者的现场提问。这时，一位美国记者问江总对演讲大厅外抗议人群的口号声作何感想，江总说：“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是我的耳朵还很好，我刚才演讲的时候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外面抗议的声音，我想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江突然提高声调）我的声音要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第二天，西方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江总这最后一句话上。

一年以后，1998年6月29日，克总在北京大学演讲。现场一位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问：“我们的国家主席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遭遇了抗议示威，今天您在这里作客，如果也允许向您抗议示威的话，您会作何感想？”克总说：“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到抗议者中间去，听取他们的想法，事实上，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经常遭到人们的抗议。”结果，当天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这一问一答均只字未提。

在中国领导人中，江总以多才多艺、长袖善舞而著称，其模仿方言的能力更是无人出其右，几乎见什么人就能说什么话。如此擅于沟通的国家元首，在西方媒体面前也力有不逮，一次是在哈佛大学，一次是在华莱士面前，估计这两次江总都非常不爽，否则不会有后来在香港记者面前动怒时还要拿华莱士说事儿。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翻出陈年旧账，只是想说，10年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没有学会怎样与外部世界交流、怎样听取不同的声音，那么，在中国社会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对外沟通、树立国家形象方面也有所进步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14事件以来的政府表现。

2008 年3月18日，温总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字斟句酌地说，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拉萨314打砸抢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这就更加暴露了达赖集团一贯标榜的‘不追求独立、和平对话’是一片谎言。伪善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对温总的话，外电的报道通常是，“中国政府将拉萨暴乱归罪于达赖”，但，紧接着总要加上一句――“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it has provided little or no direct evidence）。同样，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通报在拉萨寺庙中发现武器弹药的情况之后，西方媒体仍然认为中国政府提供的事实并非指控达赖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在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美国，要想说服公众“藏有武器弹药”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实在不太容易。

我们再来看看达赖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同一天，就在温总的记者见面会后，达赖就在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用一贯平静的语气，说自己一贯主张和平、不谋求西藏独立、从来不主张抵制奥运、没有组织策划西藏的暴力活动，如果西藏的暴力冲突恶化，他就要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里的职务。十天以后，3月28日，达赖又在致全球华人的公开信里“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

先是用辞职表明自己“清白”，然后用公开信的方式向“汉族同胞”表明心迹，最后是要求通过第三方查明真相。这就是达赖的危机公关策略——这样说，也许还并不准确，更准确地说，达赖及其身边的团队对运用这样的策略早已烂熟于心，甚至根本已经成为达赖的处世方式，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他的“习惯性思维”。正是靠对西方媒体的运作规律和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洞察，也许还要加上自身适度地调整，达赖与西方政府、媒体、公众相互作用，从一个过去与西方民主概念背道而驰的“政教合一”的农奴主“达赖”，成功转型为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极富人格魅力的流亡宗教领袖“新达赖”。从此，西方社会对达赖形成了高度统一的认同，“那就是达赖喇嘛在为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一直呼吁以宽容和相互尊重为基础，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给达赖的颁奖词）。在314事件发生后第一周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达赖，并配有长篇专访，内容当然完全有利于达赖；今年五月，《时代》周刊揭晓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达赖位列第一，胡锦涛第六、布什第七（位于第二到第五位的是普京、 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

凡此种种，并不是要说明达赖真的就是西方媒体中的“达赖”，而只是想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达赖”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论这种形象是否合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要“诋毁”这样的形象绝对不是简单的指控就可以奏效的。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指控达赖，又不能马上拿出令西方社会信服的证据，其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达赖及其团队成功化解危机，直面指控，直面公众，其运用策略娴熟得当，已成“习惯性思维”。而中国政府在处理314事件时，也是在“习惯性思维”的惯性下决策的：习惯性地阻止外国记者进入，习惯性地试图控制国内外舆论，习惯性地运用批判语言指控达赖集团，在西方媒体一致“歪曲真相”的情况下，又习惯性地组织媒体报道。其进退失据，堪比闭关锁国时的中国。

尽管从常理也可以推论得知，中国政府方面不可能在“两会”刚刚结束、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故意挑起事端，更不可能在拉萨发生骚乱时故意激化矛盾、扩大事端，相反，这一刻恰恰是政府在民族矛盾方面最最克制的时候（中国太需要奥运了），因此，如果在面对外部世界采取策略得当，314事件有可能成为一次向西方社会展示藏独极端分子暴行、揭示达赖集团内部权力和诉求分化、甚至逼迫西方在藏独和反恐之间作出选择的最佳时机（当然，可能同时暴露现有的一些民族矛盾），然而，这样的机会就在我们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中丧失了。也许此次政府在应对314骚乱时已经非常克制、忍让甚至迟缓，但西方媒体仍然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一边倒地妖魔化中国的舆论导向。这种在“习惯性思维” 指导下的决策，损害了公共利益，妨碍了国际社会了解事实真相，与后来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波折直接相关，但正因为这样的决策符合“惯例”，所以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证据的缺失、真相的虚位，成为我们在314拉萨事件中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致命伤。我注意到，《财经》主编胡舒立在4月28日发表的《奥运火炬、家乐福和汉藏团结》一文中，含蓄地写道：“中国政府反复�
��明，‘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一事件经过了有组织的精心策划。这些证据可继续公之于众，而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入的调查，将有利于阐明真相，鉴往知来。”此时距温总讲话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尽管此间也有很多人认为禁止外国媒体采访有利于政府控制局面，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停留在信息封闭年代的陈旧思维，这种以为政府可以控制舆论的僵化思维，最终损害的正是政府公信力和国家形象，而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不胜枚举。

达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这不是什么秘密，跟达赖打了几十年交道、自2002年以来代表中央政府与他的代表谈判了6次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是策略地、理性地、有针对性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是用“充满谎言”、“铁证如山”、“一小撮”、“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样的字眼去攻击一个在西方公众眼中“公信力”明显高于我们的人，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引号中皆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用语，并非摘自文革用语）。如果1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只能用“达赖：人面兽心的豺狼”（3月21日《西藏日报》评论标题，注意，是2008年，不是1968年）这样的说辞来泄愤，最终能取信于谁呢？

说到上述引号中外交部发言人的语汇，实在让人不吐不快。一个图谋和平崛起的大国，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以文字为文化精髓的国家，其外交语言竟如此贫乏，而背后透露出来的战斗逻辑和冷冷杀机，让人不免绝望。说到这里，且容我讲另外一则旧闻。

2005 年某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用了这样的话：“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图片总监贺延光看到以后立刻提出批评，认为 “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这一批评得到中青报大多数人的认同，评论部主任李方甚至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详见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的信》，2005年8月15日）

我在想，如果“姜瑜”（非指其本人）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她的答记者问就是发表在该报的评论，贺延光毫无疑问会批评吧，我感兴趣的是，李方会怎么说呢？

可惜李方已经不在中青报了。

这一次的爱国，非同寻常。

19年前的春夏之交，也是人人争谈国事，政界学界的精英、大学生、社会各界、海内外华人，在 “反腐败、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面前空前团结，游行、请愿、募捐、静坐、下跪、对话、罢课、绝食乃至牺牲，为表达民意，穷尽一切可能；而这次，“海内外华人在圣火面前空前团结”（法国《欧洲时报》4月12日评论），游行、集会、驳斥、起诉、网上发动签名、攻击、封杀、红海洋和飞腿反藏独、反辱华、反 CNN、反家乐福、反王千源，其齐心协力，积极踊跃，不逊当年。

唯一的不同在于，那次的矛头一致对内，这次则是一致对外。

有意思的是，过去有两种非常有力的声音在这次的爱国行动中受到了明显的抑制。一种是过去常常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声音，另一种是，与前者相关联的，以一些民主国家媒体为标杆的、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诉求的、要求“新闻自由”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在过去的19年里虽然势单力薄、收效甚微，但因其理性、客观、与国际接轨，且“屡败屡战”，因而始终占领爱国阵营的“道德高地”。但在这一次大规模的爱国行动中，这两种声音几近失语。偶尔发声的，也难逃“泼粪”厄运。

原来，时过境迁。

别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爱国”的名义行事，但声势已呈天壤之别。那边厢还在苦口婆心地咬文嚼字、希望以理服人，这边厢已经是喊声震天不由分说——爱国就在MSN上挂出滴血红心，不爱国，就骂你是“Lier （骗子）”，不需解释、不容争辩，扼要痛快；那边厢还苦苦挣扎于“爱之深、责之切”的矛盾之中，这边厢已经抵制家乐福、起诉CNN、威胁杀“汉奸”全家，比CCTV还要CCTV；那边厢还沉浸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为民代言的悲壮感里，这边厢早已通过短信、帖子“网聚人的力量”，用人海战术、红海洋战术，求东风压倒西风，以暴易暴，以牙还牙。

如果只是用“愤青”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次爱国行动的主体，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此次爱国行动主体的更完备的资料，很难对这一人群作出更准确的描述。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下的民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声音会走强，甚至在未来的民意表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相应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为国际社会重视，那种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尤其是检讨中国自身问题的空间不是越来越大，反而有可能越来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的声音和空间在未来受到进一步地抑制，其原因可能不完全在于当权者的打压，而是更多地来自于民众情绪的转向。更进一步说，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泰然面对外部世界的健康心态，相反，在某些狭隘的民族情绪引导下，很多人还可能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对外界的批评变得异常敏感，并作出过度反应。在这种情绪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过去那些以理性、客观、独立见长的“知识精英”变得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批评政府，必然招来为洋人张目的指控；批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招致“不爱国”的骂名。于是，“批评者”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加入“新爱国阵营”，否则只能被“民意”抛弃，郁郁而终。

今天，持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人应该扪心自问，有没有做好长期当“少数派”的心理准备。希望代言民意的精英为大众所抛弃，当然是悲剧。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在爱国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不爱国的权利。

当然，同样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中国与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再分开了。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无法决定我们的未来，但却分明告诉我们已经无法回头。因此，爱国的最终指向，不应该是与外部世界的割裂，而是要形成坦然面对外部世界的健康心态，学会与外部世界如何相处，而不是敌对，这需要政府、媒体和民众的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劫持。

这一次，政府一再表明，近期一系列爱国行动，国内的，国外的，网上的，网下的，都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比如我看到有媒体在报道加州学生的爱国行动时说： “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何敏学（Minxue He，译音）说，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只为他们提供五个充气的奥运吉祥物，此外没有别的支持”（《洛杉矶时报》4月26日报道）。

我当然愿意相信政府不会在背后煽动、做那种玩火的傻事，我也愿意相信爱国行动的参与者都有独立行为能力，不必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我也更想看到政府警告过激的、不理智的群体行动有可能加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进而对中国融入世界造成更多的障碍。但是，政府和媒体一致谴责西方舆�
��、一再通过外交途径要求 CNN道歉以及在“抵制家乐福”这样损人害己的事情上明确要求法国政府反思，这一系列逻辑清晰的举动给民众传递的信号应该也不是模糊的。

在面对外界对中国政府“煽动”的指责时，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不起，吴灃老师，只能再次援引记者招待会的说法了）说：“所谓中国驻外使馆是否鼓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我想你们也太低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最近我们也看到在网上有不少中国民众表达了他们对一些西方媒体煽动性的、不客观、不公正报道的愤怒和不满。这不是政府可以煽动的，也用不着政府去煽动，是他们自发的，是这些媒体激起了网民的义愤，我想他们追求的是正义和法制。”（外交部网站，4月8日答记者问，未删减）

稍微理性一点的人都应该承认，网民的“愤怒和不满”，很多都与“正义和法制”不沾边。而外交部发言人选择用“追求正义和法制”这样的字眼来定位义愤填膺的网民，客观上会对网上、网下的爱国行动产生什么影响，我不敢妄自推断。希望有参与爱国行动的网友与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心感受。

其实，正如很多网友都提到的，这次比较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不是不可以理解。一方面，中国已非旧日之中国，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北京奥运前夕，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另一方面，外国媒体在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中的歪曲报道，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因此，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更何况从政府到国内媒体的反应，与民众的内心感受基本一致，行动诉求也基本一致，于是，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找到了依托和庇护――政府需要这种情绪来反击外国舆论的指控，而爱国分子需要某种承诺来保证行为的合法性――而不需要担心像其他有些“爱国”分子那样遭到相反的待遇。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众的情绪容易鼓动，也非常容易转向。我们如果希望这个国家少一些狂热、多一些理性，多一些真正的稳定、和谐和发展，我们就应该务实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沟通渠道，传达民意，宣泄情感，为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解压，而不是加压。

从三月以来发生的一切来看，不仅是整个世界没有做好迎接一个日益强大、日益给世界带来变化的中国的准备，中国也同样没有做好以一个和平崛起、尊重国际社会、负责任、敢承担的国家形象面对世界的准备。我们应该爱这个国家，如果我们没有不爱国的选择的话。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奇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资格狂妄自大。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外部世界好奇、赞赏、批评、嫉妒、冷漠的眼光。我们不仅要勇于承认我们有问题，我们甚至应该热情地邀请别人一起来解决问题――只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接受这样的挑战。有问题不是错，有问题不承认才是错。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加坦然一点，宽容一点，自信一点，甚至可以幽默，可以自嘲，而不是锱铢必较、剑拔弩张。

爱国，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情感的控制；爱国，很难、而不是很简单。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恐怕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好了爱国的准备。

在314拉萨骚乱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以CNN辱华为代表的部分外国媒体歪曲报道拉萨骚乱、误读中国引起的反应最激烈、最持久，也最能反映出当今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的隔阂。

前文曾经提到过，由于CNN和BBC都在此次歪曲报道拉萨事件的外国媒体之列，过去常常以民主国家的媒体为标杆、倡导新闻专业主义和言论自由的人，近来普遍失语。与此相反，国内各大主要媒体一拥而上，以揭批部分外国媒体不实报道为契机，对他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的虚伪性进行了有力地驳斥，教他们“做人不能太CNN”。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曾经被奉为公信力最强的媒体，居然竭尽恶意歪曲之能事；一向被别人当作传声筒的媒体，却义正辞严地教训起CNN和BBC来了。《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刘水明在《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拉萨事件是无知还是偏见》一文中写道：

“翻开西方国家的新闻学著作，几乎每一本都要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大书特书。一些对国际新闻拥有垄断权的西方强势媒体，更是喜欢标榜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体现了‘真正的新闻自由’。然而，西方某些媒体关于拉薩‘3·14’事件的报道，却完全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这不由让人感到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有句话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看来，他们恐怕并非无知，而是偏见使他们有意无视真相，混淆视听。”

我无意为西方媒体辩护，我也同意部分西方媒体的确是说一套、做一套，尤其是在对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有双重标准，且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表现出的“无知和偏见”更甚。但是，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言论自由”仍然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我们的新闻报道仍然要提倡专业主义的标准，追求真实、客观、公正、平衡。

要追求客观、公正，要消除“无知和偏见”，谈何容易。西方媒体没有做到，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呢？

在这里唯一想澄清的，我们在批评“部分西方媒体失实报道”的时候，往往把“西方媒体”当作一个群体来对待，这容易造成“西方媒体”是“一伙”的错觉。实际上，“西方媒体”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归为一类。

比如，仅以美国为例，无论是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五大台（CBS，NBC，ABC，CNN，FOX），还是其他媒体，从来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倾向性，而且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个媒体都竭力保持自己的“个性”，突显与其他媒体的“不同”（CNN 之所以一直让卡佛蒂在节目里对布什和美国政府进行言辞尖刻地讽刺挖苦，实际上也是为在与FOX竞争中挽回颓势而采取的竞争策略之一，尽管收效不大）。

而且，即使是同一家媒体，其发出的声音也是多元的。比如，同样是CNN，今年4月7日，希拉里和奥巴马呼吁布什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晚，从CNN的《焦点访谈》到CNN的《央视论坛》，都在谈论这一话题。两个节目的主持人及演播室现场嘉宾、连线嘉宾的一致意见都是，希拉里和奥巴马此举是为下一轮竞选造势，大家不必当真；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是这么想的话，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入主白宫的准备；布什再傻也不可能听他们俩的，如果布什不参加开幕式的话，无非是为等在中国门外的长长的候补名单上的某一位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席位而已。嘉宾还说，奥运对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人想在这个问题上伤害中国人的情感，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听听看，这也是CNN发出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张国庆在《美国媒体：中美关系的“镜子”》一文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象：“ 在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
种多元化体现在无论是选题、报道风格，还是报道倾向，各大媒体之间都有所差别，而即便在同一媒体内部，各部门之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报道领域，也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一版在说中国好，四版在说中国威胁——这在国人看来会觉得很奇怪，但在美国媒体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其实，不仅是对华报道如此，整个美国的媒体生态都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你可以听黑人的电台一年 365天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现状、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人权斗士的演讲片段，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穆斯林宣讲教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你可以打电话到电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争论你感兴趣的枪支管理的问题。实际上，你有任何不满的情绪，除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投诉以外，你都可以找到可供发泄或发出你的声音的媒体。

至于你的声音有没有人听，有多少人听到，又能产生多少影响，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私营、民营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你的声音要和众多的声音在一起竞争，因此，要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就成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除了你的意见本身有价值外，媒体在公众意见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功能此时就突显出来了。当然，起决定性作用还有“市场”的因素，即你说的话是不是受众爱听的，想听的。你说的再正确，受众不爱听、听不懂，你就没有“市场”。

所以，第一，CNN卡佛蒂的话代表不了美国政府，也代表不了全部的美国人民（卡佛蒂的话的确代表了一批美国人的想法，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发展影响到自己生活的现实），能不能完全代表CNN也要存疑（西方媒体通常把新闻报道与言论分开，新闻报道力求客观平衡，媒体立场主要通过社论反映，不过，有些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第二，既然“市场”在左右媒体，那么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其受众的价值观，有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对另一个群体来说，就是“偏见”。但尽管如此，媒体的多元、意见的多元仍然是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最坚实的基石，正如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一样，多样化的媒体生态、多元化的意见观点虽然不可能揭示全部真相，却是最可能接近真相的一条路径。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对CNN辱华的几种反应。

第一种是海内外华人的示威抗议，包括到亚特兰大CNN总部静坐，要求CNN道歉，这是最容易理解，也是最自然的一种反应，也符合自由表达言论的精神；但这也是最无效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些人不是CNN的收视主体，对CNN的“市场”几乎不构成直接影响，所以CNN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人的感受。

第二种是中国公民、在美华人起诉CNN，这是最符合法制精神的一种做法，最与国际接轨，也最值得赞赏；可是，CNN评论员发表辱华言论不是“反倾销”案，只要对美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美国起诉媒体想获胜的可能性极小。不仅是媒体在美国有护身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历次与媒体有关的诉讼案的判例几乎无一不在重申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言论自由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之为民主国家的生命线，没有了言论自由，没有了舆论监督，没有了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民主就是水中月镜中花。美国的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制，因此，卡佛蒂以及很多人天天骂总统、骂政府都不用担惊受怕，也不会有人起诉他；而中国公民、海外华人起诉CNN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种是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三次要求CNN道歉。如果说中国人起诉CNN，美国人已经觉得不太好理解的话，那么，中国政府要求CNN道歉，很多美国人就非常反感了。道理很简单，美国开国元勋在起草美国宪法的时候，几乎全部的出发点都是考虑如何防止和制约政府滥用权力，美国的政治框架也完全是围绕这一点设计展开的。而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最忌讳的就是政府干涉新闻自由、压制言论。你想想看，他们看到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CNN道歉会产生什么联想呢？ CNN又如何能作出中国政府想要的道歉呢？

韩寒说：“这是一个无权看CNN的国家，这却是一个有权抵制CNN的国家”。这是我看到的对CNN辱华风波最精准的评价。

因此，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确很重要，不要轻易地用“无知和偏见”去评价别人，真诚地沟通，适度地调整，把不同的意见当作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和他人。那种试图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统一一切的想法，才是最大的偏见。我们要的是宽容、理解、尊重而不是狭隘和对抗。如果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每一个人，想要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同一个梦想，就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虽然处于同一个世界，但我们都有不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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